资本家延长工作日，可能付出较高的工资，其实仍低于劳动的价值，如果工资的提高不符合被榨取的更大的劳动量，不符合劳动力的更快的衰竭，这种情形就会发生。这种事，用别的方法也可以做到。你们的资产阶级统计学家们会告诉你们，例如，兰开夏郡的职工家庭的平均工资增加了。他们却忘记补充说，除了家长那个成年男子的劳动，还有他的妻子，也许还有三四个小孩，现在都被投在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了，而工资总额的增加并不符合从这个家庭榨取的全部剩余劳动。
即使工作日有一定的界限，例如，现在一切服从工厂法的工业部门中有这种限制，要想保持劳动价值的原有水平，提高工资也是必要的。劳动强度的提高，可能使一个人在一小时内耗费他从前在两小时内耗费的生命力。在一些服从工厂法的行业中，由于机器运转速度的加快和一个人要管理的工作机器的加多，这种情形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如果劳动强度的提高或一小时内所费劳动量的增大与工作日的缩短保持应有的比例，劳动者还能占到便宜。如果超过这个限度，他在一种形式下所得到的就会在另一种形式下丧失掉，于是10小时劳动就可能与以前12小时劳动同样有害。工人争取把工资提高到相当于劳动强度提高的程度来制止资本的这种倾向，这不过是抑制他的劳动的跌价，防止他的种族的退化罢了。
（4）资本主义的生产总是要经过一定的周期性循环。它要经过消沉、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停滞等阶段。商品的市场价格和市场利润率，都随着这些阶段而变化，有时低于自己的平均水平，有时高于自己的平均水平。你们考察一下这整个周期，就会发现，市场价格的一种偏差是由别种偏差来补正的，在整个周期内，平均说来，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商品的价值调节的。再说，在市场价格下跌的阶段，以及在危机和停滞的阶段，工人即使不致完全失业，他的工资也一定会降低。为了不受骗，他甚至在市场价格这样下降时，也应当同资本家争论工资究竟该降到什么程度。在产生额外利润的繁荣阶段，他如果不争取提高工资，按整个工业周期平均计算，他就会甚至得不到他的平均工资或他的劳动的价值。他的工资，在这个周期的不顺利阶段，必然要受影响，如果在这个周期的繁荣阶段，还要求他不去争取补偿，那就太愚蠢了。一般说来，一切商品的价值，只是由不断波动的市场价格的相互补偿才能实现，而这种相互补偿又是供给和需求不断变动的结果。在现代制度的基础上，劳动不过是一种商品，和其它商品一样。所以，劳动也必须经历同样的变动，才能够获得与它的价值相符的平均价格。如果一方面把劳动看做一种商品，另一方面又让它免受调节商品价格的那些规律的约束，那就很荒谬了。奴隶能得到经常的和定量的生活数据，雇佣工人却不能。雇佣工人要想补偿一个时期的工资的降低，必须在另一个时期努力争取工资的提高，如果他甘心接受资本家的愿望，接受资本家的命令，把它当作永久的经济规律，他就一定要受到奴隶所受的一切苦痛，而得不到奴隶所享有的生存保障。
（5）从我以上讨论的各场合──它们几乎是99%──你们已经看见，提高工资的斗争只不过是在先前的各种变化之后发生的，是生产的规模、劳动的生产力、劳动的价值、货币的价值、被榨取的劳动长度或强度、市场价格的波动──它的波动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变动，与工业周期的各个阶段相适应──这些先前的变化的必然结果，总而言之，是劳动对资本的先前行动的反行动。你们讨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如果不顾这些情况，如果只看到工资的变动而忽视引起这些变动的其它一切变动，你们就是从错误的前提出发，想要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了。
工人周期地反抗降低工资，周期地力图提高工资，这是同雇佣劳动制度密不可分的，因为劳动既然等同于商品，就要服从那些调节一般价格变动的规律；我还指出，工资的普通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不会影响商品的平均价格或商品的价值。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在资本和劳动的这场不断的斗争中，后者能取得多大的成功？
我可以概括地回答，劳动和其它一切商品一样，它的市场价格在长时期内会与它的价值相适应；因此，不论怎样涨跌，也不论工人如何行动，他所得到的，平均计算起来，只是他的劳动的价值，他的劳动的价值无非是他的劳动力的价值，后者是由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的，而这些生活必需品的价值最后又是由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量决定的。
但是，劳动力的价值或劳动的价值由于有某些特点而不同于其它一切商品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另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是由生理的要素决定的。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为了延续自己肉体的生存，就必须获得生存和繁殖所绝对需要的生活必需品。所以这些绝对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就构成劳动的价值的最低界限。另一方面，工作日的长度也有极限，虽然是很有伸缩性的极限。它的最高界限决定于工人的体力。如果他的生命力每天的消耗超过一定限度，就不能日复一日地重复使用了。可是，我已经说过，这种限度有很大的伸缩性。孱弱和短命的后代如果繁殖很快，也可以与健壮和长命的后代一样，使劳动市场维持下去。
除了这种纯粹生理的要素，劳动的价值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这种生活水平不仅要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要满足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某些需要。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爱尔兰人的生活水平；德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利夫兰农民的生活水平。关于历史传统和社会风俗在这方面起的巨大作用，你们可以看一看桑顿先生的《人口过剩论》，他在书中指出，英国各农业区的平均工资，至今还由于这些区域在脱离农奴状态时所处条件的好坏程度不同而有高低之分。
包含于劳动价值中的这一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可能扩大，也可能缩小，甚至可能完全消失，只剩下生理上的限界。在反雅各布宾战争时期──正如那位不可救药的吞食赋税、尸位素餐的老乔治．罗斯经常说的那样，发动这场战争是为了挽救我们神圣宗教的福利免遭渎神的法国人的侵犯──我们在前次会议上曾谨慎地谈到的那些仁慈的英国农场主，竟把农业工人的工资降到这种纯粹生理上的最低界限以下，而维持生命和延续种族所需要的不足之数却由济贫法来填补。这是把雇佣工人变成奴隶，把莎士比亚笔下的骄傲的自耕农变成贫民的一种高明手法。
如果你们把各个不同国家中或同一国家各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工资水平或劳动的价值水平比较一下，你们就会发现，劳动的价值本身不是一个固定的量，而是一个变化的量，即使假定其它一切商品的价值不变，它也是变化的。
这种比较也可以证明：不仅市场利润率是变动的，而且平均利润率也是变动的。
然而对于利润来说，并没有一条规律能决定其最低限度。我们不能说，利润降低的极限是怎样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确定这个限度呢？因为我们虽能确定工资的最低限度，却不能确定工资的最高限度。我们只能说，工作日既然有界限，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生理上所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相适应；工资既然是一定的，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工人体力所容许的工作日延长程度相适应。所以利润的最高限度受生理上所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和生理上所容许的工作日的最高限度的限制。显然，在最高利润率的这两个界限之间可能有许多变化。利润率的实际水平只是由资本与劳动的不断斗争确定的，资本家总想把工资降低到生理上所容许的最低限度，把工作日延长到生理上所容许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则在相反的方面不断地对抗。
归根到底，这是斗争双方力量对比的问题。
（2）至于谈到英国的工作日的限制，像其它各国一样，它向来只靠立法的干涉。如果没有工人方面的经常压力，这种干涉永远也不会实现。无论如何，这种结果决不是工人和资本家的私人经商所能获得的。这种采取普遍政治行动的必要性就证明，资本在其纯粹经济的行动上是比较强有力的一方。
至于谈到劳动价值的界限，它实际上总是取决于供给和需求。我指的是资本方面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方面对劳动的供给。在一些殖民地国家，供求规律有利于工人。所以，美国的工资水平比较高。资本在这里可以施展全力，却不能制止因雇佣工人经常转化为独立自耕农而造成的劳动市场的经常空虚。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民说来，雇佣工人的地位不过是一种学徒见习的状态，他们迟早总会脱离这种状态。为了纠正殖民地的这种情况，作为母邦的不列颠政府曾一度采纳所谓现代殖民学说，其内容是将殖民地的土地人为地规定一种高价，以阻止雇佣工人过分迅速地转化为独立农民。
现在我们来谈谈资本支配全部生产过程的那些文明古国。例如，以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资在1849年至1859年时期的提高为例。其结果如何呢？农场主们没能提高小麦的价值，甚至没能提高小麦的市场价格，反而不得不听任其市场价格的下降。但是在这11年中，他们采用各种机器，应用更科学的方法，把一部分耕地变成牧场，增大农场的面积，同时也扩大了生产的规模，由于采取了这些方法和其它各种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措施而减少对劳动的需求，使农村人口又相对过剩了。这就是资本在各个早已住满居民的古老国家迟早对付增加工资的一般方法。李嘉图正确地说过，机器是经常和劳动竞争的，并且往往是在劳动价格已达到某种高度时才可能被采用；然而采用机器不过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许多方法之一。正是这个发展过程使简单劳动相对过剩，另一方面使熟练劳动简单化，于是也就使它贬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