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关于交换或贸易的起源在波兰尼的 《大转型》也论及过。

资本论I P408

一定量同时使用的工人，是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的物质前提，同样，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是社会内部分工的物质前提。在这里，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代替了工人在同一个工场内的密集。但是人口密度是一种相对的东西。人口较少但交通工具发达的国家，比人口较多但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国家有更加密集的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例如，美国北部各州的人口比印度的人口更加稠密。

人口密度与交通工具的关系，很深刻。想起战争动员问题。

卑斯麦未雨绸缪，其所创建的德军总参谋部毛奇为了应对未来德两线作战建设了欧洲最发达的铁路网。

剑桥大学出版社的 《战争与后勤》 （作者： [以色列]马丁·万·克列威尔德，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历史学教授）一书

第三章

“如所周知，在首先提出军队可从铁路的使用中得到好处的人们中间，有一个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是一个天才的经济学家。他在19世纪30年代就预见到，如有周密设计的铁路网，将使军队能从一个地点迅速地转移到数百英里之外的另一个地点。这样，就能依靠速度增加数量，使军队能够集中兵力，先对付此一敌人，然后再对付另一敌人。但令人惊奇的是，首先对铁路的军事潜力加以充分利用的却是俄国人。1846年，他们依靠铁路，在两天之内把一个14,500人的军，连同其马匹和车辆，从赫拉狄希输送到克拉科夫，行程200英里。4年之后，奥地利人仿而效之，将75,000人从匈牙利和维也纳输送到波希米亚，迫使普鲁士人在阿尔木兹投降。这大概是铁路在国际实力政治中第一次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7年以后，又轮到法国人在铁路的战略运用方面给震惊的世界上了一堂课。从4月16日至7月15日，他们用铁路输送了604,381人和129,227匹马，为此利用了当时法国的全部铁路线。在这些人马中，有227,649人和36,357匹马直接送到了意大利战场。 ”

“在1866年战局期间，铁路网不仅决定了普军战略展开的速度，而且决定了其展开方式。在准备对奥作战时，毛奇和总参谋部的意图本来是将普军展开于郭利兹一带，以便既能掩护西利西亚，又能从翼侧阻击奥地利人经萨克森向柏林的进军。但是，普军由于动员迟于奥军，为抢回失去的时间，不得不同时使用通向边界的所有5条铁路，结果使其部队展开在一条长达200英里的弧线上，后世所谓毛奇的“外线战略”即由此得名。其实，这并非预先有什么周密的运筹，而是事出偶然，是那个时代的后勤因素，即普鲁士铁路网的距离和分布状况造成的。”

不管毛奇的铁路在普奥战争中起了什么作用，人们几乎一致认为，是铁路给了毛奇以压倒的优势，这种优势在4年以后德国打败法国的战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关于后勤(包括铁路补给)在普法战争中所占的地位，我们将在本章的后一部分详细论述，这里仅指出一个事实：在19世纪60年代，德国的(普鲁士的)铁路几乎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劣于法国的铁路。迟至1868年，那位写了《在使用铁路条件下的作战行动》一文的无名军官还认为，尽管普鲁士在不久前的对奥作战中打了胜仗，但“整个法国(铁路)的效能远远胜过普鲁士……。”这是由于以下原因：

1.法国的各类列车，其运行速度均较德国为快，其所以如此，就军队运输而言，是因为预先安排士兵自带干粮，而不必在沿途车站下车进餐。

2.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德国铁路网的统一经营程度，以及设备的标准化程度，均次于法国。

3.德国的线路仅24%为双轨，法国则为60%(这是1863年的数字，1866年后，德国的情况开始有所改善)。

4.总的来说，法国车站的容量较德国为大，这一点无疑影响到卸载速度这一重要因素。

5.法国平均每英里铁路所拥有的车辆数量，超过德国几乎三分之一。

6.法国双轨铁路每天所能通过的列车数量大于德国，从理论上说，据称具体数字分别为17和12，但实际上，法国双轨铁路在1859年每天已能通车30列之多。

按照李斯特的观点，“较大的运动速度总是有助于防御者”，因为防御者“必须使自己的运动能与进攻的运动相匹敌”。所以，发达的铁路网将把一个大国的防御力提到“最高水平”，在李斯特等人看来，甚至可以提高到使战争根本不可能发生，地球上将实现永久和平的程度。这是每当新的战争手段出现时常会产生的那种预言的又一例，但这类预言看来不知怎么总是注定要落空的。

第四章

施里芬计划

第一次世界大战

和铁路

资本论I P412

工场手工业分工以生产资料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不知现代庸俗经济学大师科斯如何看待这句话。在工场手工业中，保持比例数或比例的铁的规律使一定数量的工人从事一定的职能；而在商品生产者及其生产资料在社会不同劳动部门中的分配上，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的杂乱无章的作用。诚然，不同的生产领域经常力求保持平衡，一方面因为，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必须生产一种使用价值，即满足一种特殊的社会需要，而这种需要的范围在量上是不同的，一种内在联系把各种不同的需要量连结成一个自然的体系；另一方面因为，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

这是马克思对市场的描述：

但是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在工场内部的分工中预先地、有计划地起作用的规则，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可以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的变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

均衡是偶然的，不均衡是必然的或几乎必然的。

工场手工业分工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人只是资本家所占有的总机构的部分；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正如在动物界中一切反对一切的战争多少是一切物种的生存条件一样。

因此，资产阶级意识一方面把工场手工业分工，把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把局部工人绝对服从资本，歌颂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劳动组织，同时又同样高声地责骂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把这些说成是侵犯资本家个人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

可能有时候自由只是资本、权力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自由。

工厂制度的热心的辩护士们在斥责社会劳动的任何一种普遍组织时，只会说这种组织将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座工厂，这一点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哲学的贫困

第二章第二节

现在让我们用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来考察一下，工厂或机器是否真是在分工之后把权威原理带入社会；工厂或机器是不是一方面恢复劳动者的权威，而另一方面又同时使劳动者从属于权威；机器是不是被分割的劳动的新的合成，是不是同劳动的分析相对立的劳动的合题。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如果我们以现代工厂中的分工为典型，把它运用于整个社会，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为了生产财富而组织得最完善的社会，毫无疑问只应当有一个起指挥作用的企业主按照预先制定的规则将工作分配给共同体的各个成员。可是，实际上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当现代工厂中的分工由企业主的权威详细规定的时候，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威可言。

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这些规则是由哪个立法者确定的吗？不是。它们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分工的这些不同形式正是这样才成为同样多的社会组织的基础。至于作坊内部的分工，它在上述一切社会形态中是很不发达的。

甚至下面一点也可以确立为普遍的规则：社会内部的分工越不受权威的支配，作坊内部的分工就越发展，越会从属于一人的权威。因此，在分工方面，作坊里的权威和社会上的权威是互成反比的。

现在我们要来看看，作业被截然划分，每个工人的劳动只是极其简单的操作，各种工作都由权威即资本来安排部署的工厂是一种什么东西。这种工厂是怎么产生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当考察一下，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我指的是尚未变成拥有机器的现代工业，但已不是中世纪的手工业或家庭工业的那种工业。我们不想讲得太详细，只想指出几个要点来说明，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

形成工场手工业的最必要的条件之一，就是由于美洲的发现和美洲贵金属的输入而促成的资本积累。

交换手段扩大的结果一方面是工资和地租跌价，另一方面是工业利润增多，这一点已毫无疑义。换句话说，土地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即封建主和人民衰落了，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则相应地上升了。

同时，绕道好望角这条航道同东印度通商后流通中商品量的增加，殖民地制度，以及海上贸易的发展等也促进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