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国改善不了这些平民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和生存问题吗？是中国没有钱改变他们的贫穷和苦难吗？应当说不是。只要发达地区和政府部门多少减少一下奢侈消费，就足够一大批贫民百姓的生活改善。但是，偏偏是我们这样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年来却邪门似的大搞奢侈工程和摆阔活动，并且所有这些项目无不以依傍外国文化技术而自豪。
象北京的国家大歌剧院，投资五六十亿搞了圆顶建筑，远看活象个大坟包，中国设计师设计出来的建筑图纸不用，专门选择国外设计师邪门歪道的设计样式，还美其名曰先进、发达！
中央电视台也跟着起哄，搞了一个Z字型的新大楼，满世界都没有的丑陋建筑！这种不合情理的建筑我们国家竟然认为是美，足可以看出今天中国的发展已经昏头到何种程度。
放眼中国，目前国家级的大型建筑，有几个是中国人设计的？看看北京，国家大歌剧院、国家奥运馆鸟巢、中央电视台新大楼、上海的金茂大厦、广州的歌剧院......整个建筑业统统沦入外国人之手。这种现象反映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不是技不如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全面败落的象征。
建筑艺术不是纯技术问题，而与文化、精神有着密切关系。只有那些从心理上被外国文明所彻底击跨的民族和国家，才会出现这样崇洋媚外的现象。只有那些从心灵上彻底堕落的国家和民族，才能出现如此依赖外部畸形文明的现象。这些年来，表面看中国经济在蓬勃发展，但中国心灵和文化的发展已经完全被窒息！
在这场牧歌般的全球化进军路程中，中国象被灌了迷魂药一样，被外国的牧歌牵着鼻子走，以至走得完全失去了自我。中国将被引入何方？难道那些鬼不鬼、怪不怪的丑陋几何建筑就是所谓的现代化吗？就是人类新的审美吗？
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怕物质上贫困，就怕心灵上的贫困。当这个国家贫困得连精神和艺术都要从国外去索取的时候，这个国家和民族也就沦落到了奴隶和奴才的地步。
无论怎样说，中国，一个文化救亡的时代已经重新开始！在人们即将陶醉于奥运的绚烂、辉煌与成功的时刻，我写下这样几句话，并发出下面一组照片，以志国人。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二部分摘录1）：
资本是完全失去自身的人。这种情况在工人身上主观地存在着，正像劳动是失去自身的人这种情况在资本身上客观地存在着一样。但是工人不幸而成为一种活的、因而是贫困的资本，这种资本只要一瞬间不劳动便失去自己的利息，从而也失去自己的生存。做为资本，工人的价值按照需求和供给而增长，而且，从肉体上说来，他的存在、他的生命也同其它任何商品一样，过去和现在都被看成是商品的供给。
工人生产资本，资本生产工人，因而工人生产自身，而且人做为工人、做为商品就是这整个运动的产物。人只不过是工人，并且做为工人，他只具有对他是异己的资本所需要的那些人的特性。
但是因为资本和工人彼此是异己的，从而处于漠不关心的、外部的和偶然的相互关系中，所以，这种异己性也必然现实地表现出来。因此，资本一但想到－不管是必然地还是任意地想到－不再对工人存在，工人自己对自己说来便不再存在：他没有工作，因而也没有工资，并且因为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存在，所以他就会被人埋葬，会饿死，等等。工人有当他对自己作为资本存在的时候，才作为工人存在；而他只有当某种资本对他存在的时候，才作为资本存在。资本的存在便是他的存在、他的生活，资本的存在以一种他无法干预的方式来规定他的生活的内容。
因此，国民经济学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不知道有处于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他们都是些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而只有在其它人眼中，在医生、法官、掘墓人、乞丐管理人等等的眼中才存在的人物；他们是一些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游荡的幽灵。
因此，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工人的需要不过是维持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的需要，而且只限于保持工人后代不致死绝的程度。因此，工资就与其它任何生产工具的保养和维修，与资本连同利息的再生产所需要的一般资本的消费，与为了保持车轮运转而加的润滑油，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可见，工资是资本和资本家的必要费用之一，并且不得不超出这个必要的界限。因此，英国工厂主在1834年实行新济贫法以前，把工人靠济贫税得到的社会救济金从他的工资中扣除，并且把这种救济金看作工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做法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因此，现代英国国民经济学的又一重大成就是：它指明了地租是最坏耕地的利息和最好耕地的利息之间的差额（边际革命的思想来源正是来自于地租——yuweiyuwei），揭示了土地所有者的浪漫主意幻想－他的所谓社会重要性和所谓他的利益同社会利益的一致性，而这一点是亚当斯密继重农学派之后主张过的；它预料到并且准备了这样一个现实的运动：使土地所有者变成极其普通的、平庸的资本家，从而使对立单纯化和尖锐化，并加速这种对立的消灭。这样一来，作为土地的土地，作为地租的地租，就失去自己的等级的差别而变成根本不讲话的，或者毋宁说，只用货币语言来讲话的资本和利息。－资本和土地的差别，利润和地租的差别，这二者和工资的差别，工业和农业之间、私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之间的差别，仍然是历史的差别，而不是基于事物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是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历史地形成和产生的一个固定环节。同不动的地产相反，在工业等等中只表现出工业产生的方式以及工业在其中得到发展的那个与农业的对立。这种差别只要在下述情况下就作为特殊种类的劳动，作为一个本质的、重要的、包括全部生活的差别而存在：工业（城市生活）同地产（封建的贵族生活）对立而形成，并且本身通过垄断、行会、同业公会和社团等形式还带有自己对立物的封建性质；而在这些形式的规定内，劳动还具有表面上的社会意义、实际的共同体意义，还没有达到对自己的内容漠不关心以及完全自为的存在的地步，也就是说，还没有从其它一切存在中抽象出来，从而也还没有成为获得行动自由的资本。
但是，获得行动自由的、本身有单独构成的工业和获得行动自由的资本是劳动的必然发展。工业对它的对立面的支配立即表现在作为真正工业活动的农业的产生上，而过去农业是把主要工作交给土地和耕种这块土地的奴隶去做的。随着奴隶转化为自由工人即雇佣工人，地主本身便实际上转化为工厂主、资本家、而这种转化最初是通过租地农场主这个中介环节实现的。但是，租地农场主是土地所有者的代表，是土地所有者的公开秘密；只有依靠租地农场主，土地所有者才有经济上的存在，才能作为私有者存在，－因为他的土地的地租只有依靠租地农场主的竞争才能获得。因此，地主通过租地农场主本质上已经变成普通的资本家。而这种情况也必然再现实中发生：经营农业的资本家即租地农场主必然要成为地主，或者相反。租地农场主的工业牟利就是土地所有者的工业牟利，因为前者的存在决定后者的存在。
但是，他们回想起对方的产生，回想起自己的来历：土地所有者把资本家看做自己的骄傲起来的、发了财的、昨天的奴隶，并且看出他对自己这个资本家的威胁；而资本家则把土地所有者看作自己游手好闲的、残酷无情的和自私自利的、昨天的主人；他知道土地所有者会使他这个资本家受损害，虽然土地所有者今天的整个社会地位、财产和享受都应归功于工业；资本家把土地所有者看成自由的工业和摆脱任何自然规定的自由的资本的直接对立面。他们之间的这种对立是极其激烈的，并且双方相互揭了真相。只要看一看不动产对动产的攻击和相反的攻击，就对双方的卑鄙行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土地所有者炫耀他的财产的贵族渊源、封建的往昔、怀旧、他的诗意的回忆、他的幻想气质、他的政治上的重要性等等，而如果他用国民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达，那末他就会说：只有农业才是生产的。同时，他把自己的对手描绘为狡猾的、钻营的、拉人下水的骗子，利欲熏心的出卖灵魂的人；图谋不轨的、没有心干和丧尽天良的、离经叛道和肆意出卖社会利益的投机贩子、高利贷者、牵线人、奴才；花言巧语的马屁经；冷酷无情地制造、培养和鼓吹竞争、贫困和犯罪的、败坏一切社会纲纪的、没有廉耻、没有原则、没有实体、心灵空虚的金钱拐骗者。动产也显示工业和运动的奇迹，它是现代之子，现代的嫡子；它可怜自己的对手何一个不理解自己本质（而这完全是对的），想用粗野的、不道德的暴力和农奴制来代替道德的资本和自由的劳动的蠢人；它把他描绘成用正直、诚实、为公共利益服务、坚贞不渝这些假面具来掩盖其缺乏活动能力、贪得无餍的享乐欲、自私自利、斤斤计较和居心不良的唐．吉诃德。它宣布他的对手是诡计多端的垄断者；它用揭底和嘲讽的口气历数他的以罗曼蒂克的城堡为温床的下流、残忍、挥霍、淫逸、寡廉鲜耻、无法无天和大逆不道，来给他的怀旧、他的诗意、他的幻想浇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