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滋养着我们,但我们却想斩断与生命的联系,这是大多数成年人未曾认识到的事实。生活在人造环境中令我们忘记了自己的生物本性。我们以为我们的最伟大的成就就是独立于自然界,但我们依然像其他生物一样离不开空气,水和土壤。为我们净化空气,调节水循环或是提供食物的不是技术,而是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我们生活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中,物质通过生物作用得以无限循环。正是这个星球上的生物多样性才使得它适合人类居住。
环境越趋向城市化,我们就越不知道地球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在多伦多,如果你问一些人:“你们吃的食物长在哪里?”“你们用的水从哪里来?”或是“冲洗马桶的水又到哪里去了?”他们一概不知。倘若你告诉他们冲完马桶的水注入了安大略湖,与饮用水的吸入管相距仅500米,他们会惊讶得瞠目结舌。
我们一直误以为科技控制着周围的世界,所以我们也控制着世界。我们距离大自然越远,就越多地依赖于科技,就越无力抵抗科技的失败。高科技繁重乏味的工作不断地向我们提出要求,我们已被弄得精疲力竭,我们可能会成为所依赖的科技怪兽的受害者。
一无所获

我们试图逃避现实,于是就生活在一个越发虚幻的世界中。感知真实世界的能力正远离我们而去。由于对自身的生物本性茫然无知,导致我们不了解自己的以及其他生物的身体结构。尽管与动物一起会令我们更具人性,但我们却排斥自身的动物性。现如今时兴豢养宠物,这表明我们与动物有着天然的联系。孩子们一出生就对动物感兴趣。我制作的电视系列节目“万物的本性”在观众中引起最大反响的是有关自然史的报道,特别是有关动物的节目。
我家住在安大略时,父亲借了我一辆汽车,我们便可以去底特律动物园。底特律动物园是最棒的动物园之一。对我来说,那是一次奇异的经历。对那里种类之多,数目之大的生物,我感到震撼。事实上,看到像犀牛和鸭嘴兽这样的动物简直令我难以置信。我渴望看到动物在天然栖息地自由自在的生活,因此,我一生都梦想去塞伦盖蒂平原,去澳大利亚,去亚马逊。从根本上说,是底特律动物园引发了我的那些梦想,激发了我对学习动物学的兴趣。
长大以后,我确实游览过那些地方。在我有生之年,发生的物境变迁确实令人痛心。我还是个孩子时,亚马逊是一处外人罕至的孤地。1988年我到那里时,外人已经踏遍整个平原。自1900年起,平均每一年都有一个部落惨遭灭绝。1985年我来到塞伦盖蒂,在整个澳大利亚,我看到除一些鸭嘴兽外,其他的动物全都生活在围栏之中。
我们可能不会为数以万计的动物的灭亡担忧,但无论如何,它们会影响我们。这些动物不仅与我们共享家园,它们还是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基因信息有99%与我们的近亲类人猿的基因信息一致。基因学家渐渐地认识到:一切生命形态都是从相同的原始细胞进化而来的,这就意味着,一切生物都是同一个母细胞的后代,与我们都有亲缘关系。
烈日下,几个孩子在河里捉鱼

这个星球原本是极大富足的。但在我的一生中,许多地方都几乎难以维系生命存在了。几年前,我的女儿九岁时,我带她到多伦多动物园去玩,以为她会像我孩子时那样的反应。然而到了那里以后,她问我的第一件事是:“爸爸,这些动物大部分还活着吗?”在每一个展馆她都担心这些动物已经稀少或濒临灭绝。她总会提起“灭绝”这个词。在我的童年,每一次去动物园都是观察自然界中蕴涵何种潜力的机会,而对今天的孩子们来说,动物园只是提醒他们动物正在逐渐消失,或许这些动物仅存在于这个动物园,这真是一场悲剧。
父亲告诉我,我现在住的地方在我小时候是一片森林。他在那里垂钓时,捉到过从海洋洄游至内陆江河产卵的美洲鲑(sea-run cutthroat)和鲟鱼。今天,我们不能想象这两种鱼会在温哥华附近游弋。我和女儿过去常到温哥华周围钓鱼,捕小比目鱼食用。几年前,我们捉到一条比目鱼,发现它的鳍上有小肿块。我以为那是寄生虫,便把它切开。本想会看到一条蠕虫,但那却是个肿瘤,于是,我们不再到那里钓鱼了。
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我们忽视了那些就如何对抗这种改变提出建议的人,如妇女,儿童,长者或土著人。在这个世界上我遇到过许多土著人,从他们那里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真诚对待长者,尊重他们,倾听他们所说的话。
我曾无数次穿越加拿大,每次都会找长辈们谈天。在沿海各省,我请教渔夫:“在您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捕鱼是什么样子的呢?”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我探访伐木工人“多年以前,森林是什么样子呢?”在大草原上我请教农民:“那时,您们的邻居和社区是什么样子,您们彼此间是如何关照对方的呢?”
长辈们告诉我们,整个加拿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它被我们彻底改变了。在北美我们总是说:“这里的出产源源不断。”但现在再也不能这样说了,而且如果我们继续采取同样的方式,什么东西也都不会多了。
我们将要用尽属于所有世代的东西。我们从前人手中接过这样丰厚的财富,便有一种神圣的义务将其完好无损地保存起来,留给后人。看看我们的长辈们一生中所发生的变化吧!想想在将来这种变化的速度!“我们将给孩子们留下些什么?”父母总是努力确保其后代的安全,但是想到将来,我们为他们感到恐惧。我从事这项事业的原因之一,就是我能够直视孩子们的眼睛,对他们说:“我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倘若我们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那么我们可能会更有信心地向他们保证:“一切都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