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借着听错了去吃饭。当时宁河发大水,闹了饥荒,红枪会(注5)趁机招会众,参加就管饭。唐师的徒弟廉若增亦因饥饿参加了红枪会,他的爷爷和我奶奶是亲姐弟。
唐师、丁志涛都对红枪会反感,说:“不能信那个,一信就倒霉。”我劝过廉若增:“义和团也说刀枪不入,结果枪也入了刀也入了,过多少年了,红枪会还玩这套,你怎么能信呢?”他说:“我就是去吃饭。”
红枪会头目杨三是治安军督办齐燮元的表弟,他知道我刀枪,就让我捐给红枪会,我认为他们是骗人去送死,所以把刀枪藏在神龛上面,对他说:“我放在四十里外了。”
杨三说:“快给我取去。”我说:“现在发大水,过不去。”他又冲我吆喝,那时是我心情很不好的一段时期,我一下就发了火,说:“二先生说在四十里外,是给你面子下台,现在告诉你,就在这神龛上头,离你五步远,你敢拿就拿。”——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自称是二先生。
杨三没拿,转身走了。后来别人告诉我,有人问杨三:“杨三爷怎么吃这瘪,一个毛孩子都弄不动?”杨三说:“他六叔李牧之十九岁就当了同知(比知府低一级),现在的官比我表哥大。”
红枪会和日本人开了仗,几乎全部阵亡,河里都是死尸,宁河话叫“河漂子”。只有一个人生还,叫李锐的十四岁小孩,也是为吃饭进的红枪会,算起来还是我本家的弟弟。日本人拿机关枪对着他,他吓得直摆手,那日本兵也摆摆手,意思让他快走,他就从死尸堆里走出来了。
可能还有一个。红枪会的服装是一身黑,一个生还者躲进我住的祠堂,求我救他。当时日本人开着快艇在河道转,见到人就扫机关枪。日本人要上岸搜查,祠堂临街,是躲不过。
一、李仲轩自传荣辱悲欢事勿追(2)
我说:“你呆在这儿必死,翻墙吧,一直向北翻,北边河面上没日本人,过了河就安全了。”我教给他做水裤:将棉裤脱下来,吹足气,扎上裤脚就成了气囊,浮着过河。也许他活下来了。
因我与父亲闹矛盾,唐师说他有个徒弟叫郭振声,住在海边,让我去散散心,并给我一块药做见面凭证,这块药就是李存义传下的“五行丹”(注6)。我拿着药到了渤海边的大神堂村,然而郭振声不在。
他是此地的请愿警,户籍、治安都是他一个人,当时有一家大户被匪徒绑票,索要两千大洋,郭振声让朋友凑了十八块大洋,留了九块给母亲,一个人去捉匪徒了。
他在黑鱼籽村的旅馆里空手夺枪,捉住了两个劫匪。其中一个竟然是大土匪头子刘黑七(注7),不远就是他的老巢,郭振声知道凭自己一个人,没法将他押走,就把枪还给了刘黑七,说:“绑票我得带走,你要不仗义,就给我一枪。”
刘黑七连忙说:“那我成什么了?”拉着郭振声讲:“你知道我以前什么人吗?”
原来这刘黑七是天津有名的大饭庄——登瀛楼的少东家,因为打死了客人,才逃到海边作了土匪。他向郭振声保证,只要他活着,大神堂村再不会受土匪骚扰,还要给郭振声三十块大洋,郭振声为不扫他面子,拿了两块。郭振声之举,保了大神堂村以及附近地区十余年太平。
郭振声带着人票回来,全村人庆祝,我就跟着大吃大喝。那时我已经在大神堂村住了十多天,我把药一拿出来,郭振声就认了我这师弟,给了我五块大洋。
从大神堂村回来后,唐师就带我去北京找他的师兄尚云祥(尚升,字云翔)。
尚云祥年轻时求李存义指点,练了趟拳,李存义就笑了:“你练的是挨打的拳呀。”一比试,李存义没用手,一个跨步就把尚云祥跨倒了。尚云祥要拜师,李存义说:“学,很容易,一会就学会了,能练下去就难了,你能练下去吗?”尚云祥说:“能。”李存义只传了劈、崩二法。
隔了十一二年,李存义再来北京,一试尚云祥功夫,感到很意外,说:“你练得纯。”对别人说:“我捡了个宝。”从此正式教尚云祥。
唐师与尚师交情深,每年到了季节,唐师都从宁河来京给尚师送螃蟹。尚师属马,家住观音庵,以前是住尼姑的地方,当时已没尼姑了,住了几家人,尚师家是东厢房三间,院子很小。
尚师早年是做帽子的,晚年生活来源的一部分是徒弟单广钦的资助,单广钦做水果、糕点生意,送钱时常说:“做我这生意的,现钱多。”单广钦比我大三十岁。尚师开始不收我,唐师好话说尽。
我的姥爷叫王燮,是掌门长子,在清末任左营游击,官居五品,先守北京东直门后守永定门,八国联军进北京时因抵抗被杀害,他在北京市民中有声誉。唐师把这情况也讲了,尚师说:“噢,王大人的外孙子。”
尚师对我好奇,但他从来不问我家里的事。清末民国的人,由于社会贫穷,大部分是文盲,尚师只是粗通文化,但他很有修养。
我进入尚门后,师兄们跟我说,在北京一座大庙(忘记名字)院子里有尚师年轻时踩裂的一片砖,因为庙没钱换砖,这么多年还在,要带我去看看。尚师说:“去了也就是瞅个稀罕,有什么意思?”没让我去。
天津没有尚师的徒弟。我开始住在北京学拳,后来住回天津,早晨出发,中午到了北京,吃完午饭后去尚师家,所以我跟尚师习武的近两年时间里,大部分是在中午学的。
尚师一天到晚总是那么精神,没有一丝疲劳或是稍微神志懈怠的时候。对于这一点,越跟他相处越觉得神奇。
孙禄堂(注8)的《八卦拳学》上写道:“……近于形神俱妙,与道合真之境矣。近日深得斯理者,吾友尚云祥。其庶几乎。”(注9)说拳术可以练到形神俱妙、与道合真的境地,当时得此三昧的,是他的朋友尚云祥,找不出别人。
我们这一支的师祖是刘奇兰,他的师弟是郭云深。孙禄堂是郭云深(注10)的传人,他曾施展腿功,惊吓了民国总理段祺瑞,被多家报纸报道,有盛名。
我想找国术馆馆长薛颠比武,被唐师、尚师制止了。后来唐师跟我说:“别比了,你跟他学吧。”听了薛颠的事迹,我对这个人很佩服,觉得能跟他学东西也很好,唐师对尚师说:“我让他去见见薛颠?”尚师也同意了。
去见薛颠前,唐师怕薛颠不教我,说:“见了薛颠,你就给他磕一个头。”在武林规矩里磕三个头已经是大礼了,而磕一个头比磕三个头还大,因为三个头是用脑门磕的,这一个头是用脑顶磕的,“杀人不过头点地”的“头点地”指的就是这个,要磕得带响,是武林里最重的的礼节。
我见了薛颠,一个头磕下去,薛颠就教我了。薛颠非常爱面子,他高瘦,骨架大眼睛大,一双龙眼盼顾生神。他第一次手把手教了蛇形、燕形、(又鸟)形(注11)。
他是结合着古传八打歌诀教的,蛇行是肩打,(又鸟)形是头打,燕形是足打,不是李存义传的,是他从山西学来的。其中的蛇行歌诀是“后手只在胯下藏”,后手要兜到臀后胯下,开始时,只有这样才能练出肩打的劲。简略一谈,希望有读者能体会。
薛颠管龙形叫“大形”,武林里讲薛颠“能把自己练没了”,指的是他的猴形。他身法快,比武时照面一晃,就看不住他了,眼里有他,但确定不了他的角度。这次一连教了几天,我离去时,他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名《象形术》(注12),其中的晃法巧妙,他跟我作试手,一晃就倒。回来后,尚师问:“薛颠教了你什么?”我都一一说了。
第二次见薛颠是在1946年的天津,我在他那里练了一天武,他看了后没指点,说:“走,跟我吃饭去。”吃饭时对我说:“我的东西你有了。”——这是我和薛颠的最后一面,薛颠没有得善终,我对此十分难过。
我二十四岁时父亲死了,我却不能回家。二十五岁时,天津财政局局长李鹏图叫我到财政局工作,也不给我安排事情做,只让我陪他去看戏、吃饭,我一看这情况,等于做了保镖。他也叫我“二先生”,其实他是我按照李家各房大排名算的三叔,他知道我练武。
我以前是个少爷,练武后穿着就不讲究了。一天到捐物处去办事,我戴个美国鸭舌帽,上下(禁止)都是灰布,上身还破了个洞,漏着棉花。当时天津的捐警名声不好,干什么都是白拿白占。捐物处门口是个斜坡,我蹬着自行车直接上去了,到岗亭,一个捐警一脚揣在我的自行车上,我摔倒后,他跑上来抽了我一个耳光,还骂:“打你个××,谁叫你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