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呢？除了赌博我也没做什么违法的事儿啊？钱是接过来的，只不过没把车给王立强，那也是因为他没给够钱啊！

难道本命年就真的那么背吗？

看守所里是特大一个院子，我按照指示先在一个房间把随身物品都寄存了，鞋带抽了，衣服上的拉锁和扣子也剪了，然后跟着走过院子，进了一道大门，在一个上锁的门前站好，丨警丨察说：“脱衣服。”

夏末的衣裳本来也没有几件，脱光之后丨警丨察前前后后扫了我几眼，然后打开了第二道门。

门里是一条寂静的走廊，一眼望去两边是一个一个紧挨的房门，每个房门上方都有一个二、三十公分见方的小窗口。

他打开其中一个“号房”，这房间看起来有个三十多平米，长方形，靠墙左边儿沏了一溜儿大炕，贴着最里头的区域有一个抽水马箱和洁具，屋里目测差不多有二十个人，都规规矩矩地盘腿坐着，默默地看着我被管教带进来。

身后的房门锁上了，我孤零零地站着，就这样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失去了自由的陌生世界。

我进门后不知所措地站了有一分钟，坐在门口的一个年约四十多岁的光头男人斜眼问我：“头回进来？”

后来才明白此人是号里的“头板儿”，一般是岁数大点儿的北京人或者内部有点关系的，通常会协助管教管理同号。

我弯腰点点头：“是，大哥，我这头回进来也不知道规矩。”

“哟，北京人啊？”那个满脸横肉的男人从铺上直了直身子，撇嘴一笑，一口黄牙甚是醒目：“行，蹲那儿吧。”

我在原地蹲下来，他问了我几句诸如多大了叫什么犯什么事儿了之类的话，我一一答了。

“住哪儿啊？”

“宣武门。”

“噢，老北京啊，那不远，我西四。起来吧，”他把旁边人撵了腾出地儿来让我坐下，“聊聊你的事儿吧，详细点儿。”然后从裤兜里掏出一盒“都宝”，抽出一根递给我。

后来我才知道，这算是里头的最高待遇了，看守所里是不让抽烟的，但管教会时不常地给头板儿一盒，一来是让他协助管理同号，二来也是希望他能从同号嘴里套出点儿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而一般三、四个人才能得到一根头板儿给的烟，大家不舍得抽，通常是把烟丝拿出来，用报纸尽可能卷成细细的数根慢慢享用，这称之为“卷大炮”。

看守所里北京人本来就不多，这应该是头板儿没有为难我最重要的原因。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他抽了口烟说：“你这个，算抢夺吧？我说的对吧？”

“我是真没抢……”

“你说没抢没用，法律就是法律。以后多看看书学学法……”

“对对，您说的对您说的对。”我点头应着，心里越发忐忑不安。

我在看守所里每天过着规律的生活，除了一星期一次的放风可以出去看看太阳和蓝天，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剩下的所有时间，吃喝拉撒，全部是在这个不足三十平米的号房里。好在仰仗着头板儿的照顾，日子还算过得去。

只是，对未来未知的恐惧如洪水般侵蚀了内心，多少个无眠而闷热的夜里，在硬硬的大通铺上，在此起彼伏的呼噜声中，在汗臭味弥漫的空间里，我嗦嗦发抖，如同一只待宰的羔羊。

我已经无力去想其他人，无力去顾及被我波及到的哥们儿和家人，甚至江玲玲、月倾城、胖子、宁夏……

我只想知道，我什么时候出去？

是否还能出去。

第一次放风，我看见了王立强和张磊。

看守所是不允许家人探视的，但可以托管教送进来衣服、洗漱用品。号里平时还会有一点休闲时间，虽然很短，但却是一天中所有人最快乐的时光。

头板儿犯的事儿是聚众斗殴，我进去十来天的时候他已经判了，但依然还呆在这里服刑，暂时没挪地方。我跟他经常在一块儿玩双升，还偷偷玩了几次砸金花，赌的是饭票。

有时候我会捏着手里的扑克牌发呆，四种花色：黑红梅方。

我在号里被传染上了脚气，头皮上发了好几个脓包，身上的皮肤像沙纸一样粗糙，我在夜里时常惊醒，面对着长明的灯光咬紧了牙关。

难道一切都做错了吗？

我的24岁生日就这么过去了，没有蛋糕没有祝福没有酒精没有欢乐，有的只是无尽的长夜和遥遥的等待。

时间像是被油腻的筛子过滤了，而这个筛子，肯定被什么东西挡住了眼儿，这么的漫长，这么的令人抓狂。

第三次放风的时候我找了半天也没看到张磊。

头板儿说他也就是个赌博，拘留十五天就出去了，我急切地问：“我呢？”在漫长的等待中，我甚至把这个满脸横肉的男人当成了仲裁者，似乎只要他点下头我就可以重获自由。

他告诉我如果没大事儿一般十五天就放了，如果一个月还没动静，那就等着检察院的批捕程序吧。

“最多三十七天，上头一定会下来决定的，你进来快一个月了吧？实在不行想想办法给家里捎个信儿吧。”他脸上竟流露出惋惜的表情，“你说你才二十来岁，本命年吧？唉，本命年邪性啊……”

我用牙齿在手背上咬出了一溜儿牙印，心里充满了无奈的悲伤，每一天我都在盼望着管教叫我的名字，盼望着有人对说：“秦轩，你可以走了。”

可是，没有。

我在无数个夜里双手合十，忽然希望时间再慢一点再慢一点，祈求老天爷能在这个时候拉我一把，祈祷着家人和朋友在外面能为我奔走，好让一切都有转机。

只要恢复自由，我什么都愿意。

已经第三十二天了。

依然没有任何讯息。

整个世界已经抛弃了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

头板儿看着我，递过来一个推子：“铰铰头吧。”他说。

如果被正式批捕是要把头发推成寸头的，我的眼神黯淡下来，默默地洗了头，看着头发渣一层层掉在地上，忽然想哭。

挺直了腰，我强忍住眼泪，看来这一劫是真的躲不过去了。

也许，这就是命吧。

我站在看守所的大门外，怀里抱着自己的东西。直到江玲玲把我拽上车，我依旧像是徘徊在别人的梦里，回不过神来。

命运就是这么爱捉弄人，本以为没什么大事儿，却在拘留所里呆满了三十七天；本已经剃了头做好了被批捕的准备，却在最后一天逃出生天；本以为江玲玲会大哭大闹，她却一个字都没有提。

她在我身边默默地开着车，间或接个电话，回答一句：“接上了，放心吧。”

我在家躺了一天，江玲玲请假陪了一天，胖子、宁夏、欧阳野第二天都来了，生拽着我出去吃饭。

出门一看，宁夏居然开了一辆宝马，倒是胖子，还是开着他那辆破捷达。

我懒得问，更怕这一切都是美梦，似乎只要一张嘴就会结束。

酒桌上我掐了自己一把又一把，还让胖子拧我两下，胖子倒不客气，结结实实地下了狠手，我疼得叫起来，心里却高兴地知道自己真的是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