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恩-格伊尔语气激动的表示：“张然是一个投机分子，一个见风使舵的小丑，一个讨好政府的白痴，这种人竟然被影评界称为新世纪最佳，简直是笑话。张然这样的导演只能风光一时，不会长时间被铭记，最终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桶。也许《正义天使》票房会不错，但在颁奖季不可能有任何作为，这样政治味十足、充斥着陈词滥调的电影，只能被整个评论界唾弃，张然唯一能够获得的只有金酸梅！”
其他一些被张然骂了影评人也纷纷在Fly、博客，以及媒体的专栏写章痛批张然，将《正义天使》贬得一钱不值，甚至大骂张然是国政府的走狗。
站出来为张然辩护，力挺《正义天使》的影评人也不少。《正义天使》是非常优秀的电影，各个方面都是顶尖的，但现在却因为政治原因被抨击，这让他们无法接受。
著名影评人托尼-雷恩表示：“一部电影的好坏，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但很多影评人对国电影有一种‘政治化’的读解方式，凡是不列入‘反政府’一类，列入‘替政府宣传’一类。以这种简单的概念去判断一部电影，其幼稚和片面是显而易见的。”
媒体不愿意这场好戏这么完了，继续煽风点火，恨不得张然像乌维-鲍尔那样，将影评人拉拳击台，来一场流血较量。
一些媒体大喊：“电影被影评人批评是很正常的事，张然的反应过度了，他被评论界宠坏了，自认为是世界最好导演，根本听不进任何批评意见。”另一些媒体高呼：“影评人可以批判张然的电影，张然当然也有权利批评影评人的章。”
海外媒体也都在关注这场口水战，都满怀期待的心情等待新一轮的对决。
张然没有让大家失望，再次进行反击。这次他写了一篇很长的章，名字叫：影评人的七宗罪。写道：“1955年，年仅23岁的弗朗索瓦-特吕弗在法国著名的《艺术》杂志发表了一篇章，指出影评人的‘七宗罪’。六十年过去了，如今重读特吕弗的章，我发现特吕弗当初抨击的问题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今天我狗尾续貂，说一说当今影评人的‘七宗罪’。
第一，影评人无知者无畏。
六十年前，特吕弗说很多影评人非常无知，在写章前，经常查阅各种电影史，但那些书错误百出，影评人复制这些错误。如今看来，特吕弗简直错怪当初的影评人了，至少他们在写章前还会查阅资料，现在的影评人根本不会查，完全由着性子瞎写。《正义天使》主要讲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以及《魏特琳日记》和《拉贝日记》三本书的故事，那么作为影评人在评论这部电影之前，至少应该看看这三本书吧？可那些抨击《正义天使》的影评人有几个看过呢？如何一个看过这三本书的人，都不会说出《正义天使》妖魔化日军这种蠢话。《正义天使》展现的的日军暴行，不及真实暴行的百分之一！
第二、影评人既不了解电影史，也不了解电影的拍摄技巧。
特吕弗当初也抨击过这个问题，现在依然如此。现在很多影评人写出来的影评，
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在第一时间以“张然炮轰影评界”为题，对张然的反击进行了煽动性地报道，企图将战火引向整个评论界；而他们似乎真的成功了。
张然的文章不但激怒了批评《正义天使》的影评人，也“激怒”了很多还没有看《正义天使》的影评人，他们纷纷跳出，加入讨伐张然的队伍，骂战进一步升级。
《每日快报》影评人亨利菲茨赫伯特表示“黔驴技穷的张然除了谩骂影评人，已经找不到办法挽回电影的烂口碑了”；《波士顿先驱报》的影评人詹姆斯弗尼耶尔嘲讽“张然是个需要母亲表扬而长不大的孩子，可影评人不是他的母亲”；《东湾快报》的凯莉万斯则斥责张然炒作“《正义天使》口碑惨淡，为了拯救即将坠落的票房，张然只能疯狂炒作！”……
影评人和导演掐架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往往都是某个导演和某个影评人之间掐，像这样的大规模骂战已经好多年没有发生过了。不管媒体，还是电影圈的人，甚至普通观众都怀着期待的心情关注着事情的后续发展。
就在这时，张然的铁杆支持者大卫波德维尔站出来了。波德维尔在《综艺》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对谢利克雷泽发表在《帝国》上攻击《正义天使》的文章进行猛烈的抨击。
波德维尔在公开信里写道“谢利克雷泽在《帝国》上刊登的对张然《正义天使》的攻击是我看到的误读最严重的文章，上一次我看到这样的误读还是有人说三池崇史的《拜访者q》是对于核心家庭的支持。鉴于日本右翼现在正试图以任何方式阻止张然的电影在东瀛上映，并计划对电影在北美以及其他地区的上映计划起到冲击；我想要提出我完全不同的观点。我并不想纠缠于谢利错误的逻辑以及陈词滥调，我只想将《正义天使》从他自说自话的误读、支支吾吾和含沙射影中解救出来。
谢利提到了之前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但没有指出《正义天使》有什么不同。除了方令正杰出的《川岛芳子》中关于南京的充满讽喻的镜头之外，我所看过的其他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都非常糟糕拙劣地催泪，在受害者的身份中无法自拔——应有尽有。《正义天使》跳出了这些电影的窠臼，甚至比所有大屠杀电影都走得更远。张然在电影中表现的不是大屠杀本身，不是大屠杀中的人性，也不是反战等已经说过无数次的主题，他要表现的是面对历史和真相的态度，但这并不代表他在回避人性以及反战。
谢利声称《正义天使》结合了“斯皮尔伯格式的战争崇拜”以及“中国烈士电影传统”。《正义天使》的三位主角和斯皮尔伯格，以及中国电影中的传统英雄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有意或者无意中维护了历史的真相。南京大屠杀发生在1937年，而张纯如出版《南京大屠杀》这本书是1997年，恰好六十年。六十年在中国代表着一个轮回，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在这六十年中，东瀛政府一直试图掩盖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而他们几乎取得了成功。但在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之际，张纯如通过自己的书粉碎了这一图谋。张纯如说，遗忘历史，就相当于二次大屠杀，对历史的屠杀。《正义天使》真正讲的就是，张纯如他们通过努力避免了历史重现，阻止了东瀛人对历史的屠杀。张然曾经说过，中国人的信仰是历史。这才是张然拍这部电影的根本原因，而不是所谓的政治宣传。
谢利指控《正义天使》是一部偷偷摸摸的软性政治宣传片，用某种方式宣传党内某个派别的态度或政策。如果真是这样，张然怎么可能用十多年的时间来打磨剧本？请问《正义天使》与不论哪派的政治家一唱一和的证据在哪里？既然指责《正义天使》是在进行政治宣传，我觉得谢利应该告诉我们证据是什么。
谢利认为《正义天使》拥有使用当代电影技术，以及制造流畅影像的自信，但又批判这些特质，因为电影不像泰伦斯马利克的《细细的红线》那样有着反躬自省的素质。他说《正义天使》是中国版的《辛德勒名单》，用象征性的救赎把南京大屠杀强行塑造为中国版的犹太种族屠杀。谢利没有明确地说，但他似乎认为“斯皮尔伯格”和“好莱坞”是近义词，而张然的错在于跟随了斯皮尔伯格的脚步将观众震撼得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从而把意识形态当作历史。我不想要在这点上多作文章，但我必须说这是屁话。这充分表明谢利不了解电影史，以及对电影语言的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