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特琳茫然地微笑着，好像什么也听不见，好像灵魂已经飞走，只剩下空空的躯壳。

1941年5月14号，美国联合基督教传教士公会女秘书卡萨琳的家。魏特琳和卡萨琳正在房间里交谈，魏特琳的状况看起来离开南京时要好很多，至少整个人是清醒的。卡萨琳告诉魏特琳，自己需要去买一些东西，很快回来。魏特琳让卡萨琳放心的去，自己没事。

不过在卡萨琳离开后，魏特琳马打开了厨房的煤气开关，并在一张纸条写道：“我相信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恢复正常，我宁愿死掉，也不愿意精神失常，我是一个可悲的失败者。”

魏特琳坐在床沿，颤巍巍地掏出一张照片，那是一张在金女大央楼前的合照，面有程瑞芳、陈斐然等金女大的工作人员，还有众多的难民。看着照片熟悉的面孔，魏特琳眼泪滚滚而出，她轻声道：“如果能够再生一次，我还要和你们在一起，国是我的家。”说完，魏特琳把照片放在了枕头下，然后躺在床，缓缓闭了眼睛。

在魏特琳掏出照片的同时，画外音响起，那是魏特琳留下的三份遗嘱的一份，她表示，她在魔都一家银行里存有七百一十元，这笔钱捐给金女大，同时把去年买的七亩土地也捐给金女大。在遗嘱的最后魏特琳写道：“金陵永生！”

银幕前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抽泣声，没人能控制自己的眼泪。魏特琳在南京城拯救了万妇女和儿童，可她却没能拯救自己的生命。

密歇根州雪柏得镇公墓，魏特琳葬礼正在进行。参加葬礼的人很少，只有魏特琳的亲人和联合基督教传教士公会的工作人员。牧师读了《诗篇》第二十三章。联合基督教传教士公会执行秘书约克模感伤地表示：“明妮-魏特林也是战争暴行的受害者。她勇敢地战斗，像战士一样倒下。”

时间切到1998年4月，张纯如正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张纯如愤怒地表示：“这是东瀛右翼的惯用伎俩，我绝对不会被他们打败。”她问记者：“你能想象—个德国驻美大使对—本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书作出如此评价吗？”

记者没有回答张纯如的问题，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他笑着问道：“你有什么打算？”

张纯如盯着记者缓缓地道：“既然齐藤邦彦大使认为我的书是非常错误的描写，存在大量失实之处，那么我愿意和他所谓的‘失实之处’在全国性的电视台进行公开辩论！我向齐藤邦彦先生发出挑战，我希望与齐藤邦彦先生进行公开辩论！”

一连串的报纸出现在大银幕，其包括《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时代周刊》等权威媒体，标题几乎都是“《南京大屠杀》的作者要求与东瀛大使公开辩论”。

银幕前几乎所有人都坐直了身体，大家都知道电影最后的高.潮要来了。大家都希望张纯如在公开辩论将齐藤邦彦驳得哑口无言，他们也相信张纯如能够做到这一点！

加州大学伯克利，张纯如指着舞台上的海报道：“在我进行正式的演讲前，我首先需要指出这个的名称有问题。上面写的是南京事件，不是南京大屠杀。在越南美菜村发生的几百名越南人被杀的事件都可以被称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如何便能简化为一起‘事件’呢？”

现场的观众先是一怔，随即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掌声过后，张纯如开始演讲。而在演讲结束后，现场再次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个男人起立发言：“你真有勇气！但我担心你的生命安全。”

另外一个人也道：“你的演讲很棒，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接下来，银幕上出现了一串报纸，都是东瀛右翼否认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侨报》的报道：“在普林斯顿大学为南京大屠杀所召开的会议上，东瀛历史学家奏郁彦发言说，中方公布的南京死亡人数不可信时，张纯如进行反驳。”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东瀛电影《骄傲》美化二战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和东瀛侵华历史，否定南京大屠杀，引发中韩等亚洲国家抗议。”

《纽约时报》的报道：“一群东瀛”学者”在东京召开的一场会议上指责纯如的书误导和夸大了南京大屠杀。他们宣称受害者被杀是出于中国人自己的原因，否认大屠杀中的死亡人数，质疑纯如书中刊登的照片的真伪。”

镜头切到摄影棚，张纯如正在接受《时代》杂志的采访。记者看着张纯如问道：“电影《骄傲》在东瀛上映后，引发了众多亚洲国家的抗议，你是怎么看的？”

张纯如回答道：“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看报道说，东条英机的孙女东条由布子是这部电影的幕后推手，而电影正是根据她写的书改编而来。她试图洗白祖父的战犯形象。而且有报道说，在电影中有一幕，东条英机拒绝相信东瀛军人在南京进行了大屠杀。如果是真的，那这部电影再次证明了东瀛右翼分子对南京大屠杀及其他东瀛战争罪行的否认。但没有哪—部电影能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本事实。这样的作品对东瀛来说并没有好处。”

记者问道：“为什么这么说？”

张纯如回答道：“因为它激怒了整个亚洲和美国的舆论引导者和政治家，如果东瀛社会欣然接受了《骄傲》，那便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个清晰的信号，即现在这—代东瀛人认可了战争时期政府的所作所为。事实上，真相终将获胜。我热切希望并坚信，时间会令越来越多的东瀛人有勇气说，这不是真相，这部电影没有诚实地描写我们的过去。”

张纯如顿了顿，补充道：“历史的尊严不容亵渎，篡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就是第二次屠杀，是对历史的屠杀！”

电影的画面切到1948年的柏林，此时正处在第一次“柏林危机”时期，整个柏林城食物严重短缺，口粮分配不足，有钱也买不到食物，饿碑遍地。瘦弱的不堪的拉贝提着一个篮子艰难的走在大街上，篮子里是从野外采摘的野菜和野果，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阵风都能将他吹倒似的。

一个从电车上下来的姑娘姑娘倒下了，人们就像没看见似的，冷漠地离开了，他们看得出姑娘是饿晕了，但现在大家都没吃的。拉贝走过去，将姑娘扶起来，把篮子里的野果给她吃，并把野菜分给了她一部分。

拉贝提着篮子回到家后，妻子告诉他，有一封瑞士寄来的信和包裹单。拉贝接过包裹单一看，寄件人是他没有听过的名字，而邮寄物品写的是食物；随后拉贝打开信封，将信取了出来。

与此同时，画外响起。写信人是南京市长沈怡，他告诉拉贝，获知拉贝的艰难处境，南京市成立救助德侨拉贝的劝募委员会，并成立了救助拉贝劝募委员会，向银行、钱业、大商店及地方慈善机关和当年受救济保护的市民劝募。

当年受拉贝保护的人们在得知拉贝的境况，尽管于战乱中食不果腹，衣不暖身，还是尽自己所能，纷纷解囊相助。不几日便募得1亿元，兑换成美金2000元。3月份，沈怡来到瑞士，购买了大量的奶粉、香肠、咖啡、牛肉、黄油和果酱，用4个大包裹将这些食品寄给了拉贝。沈怡还表示，如果拉贝愿意返回中国，政府将为他提供住房和终身养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