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米粮产区被棉花侵占，主要米粮产地便集到了湖广地区。

所谓湖广熟，天下足，这可不是一句什么好话，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它代表着明末农业的结构已经严重失衡，不是靠几个番薯能解决的，因为棉花，桑树这些经济作物的大规模种植，导致湖广要承担全国的粮食供应。甚至湖广的米除了供应北方，还要长途运输到江浙，闽广地区，这对大明朝这样的农业社会来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一旦湖广粮食产地遭受战乱，便不可避免的出现大范围粮荒。

说白了，番薯救不了大明，因为大明的百姓不愿意种，主要粮食产区的百姓不愿意种，这是一个死结。种番薯的收入能和种棉花么，种番薯能的养蚕抽丝么，你知道大明的生丝贸易量有多大么。如此大规模的生丝交易，生丝是从哪里来的，自然都是大明百姓种出来，养出来，抽出来的。

说白了，大明的农业经济已经严重失衡了，这是后世都难以解决的难题。

财帛动人心，全国的粮食产区，种粮食的越来越少，种棉花，养蚕的越来越多。这是拜大明发达的商业所导致的必然，太平盛世自然可以做到湖广熟，天下足，突然天下大乱便成为致命的隐患。流寇遍地，天下大乱，道路断绝，湖广的粮食运不出来，棉花，生丝又不能吃，诺大的大明王朝自然轰然倒塌了。

百姓只会看到眼前的利益，种棉花，养蚕赚的钱多，谁还去种麦子种水稻呢，不能将责任推到百姓身。

以山东为例，大明嘉靖年间，青州府临朐县，“民勤耕务，亦颇种棉花为布。”万历年间，兖州府汶县：“棉花，漕河以西，地多宜之”，“布：河西乡民多纺织之”。棉花在山东作为商品大规模种植还是在运河流域。如运河以西，黄河以北的曹州府濮州，在万历年间，“其他肥饶。木棉一亩，可拾二百斤。有万亩之家者，其尚奢，楼观相望”。该州有“木棉成家者二三人，各巨万。”

万历末年，巨野县的棉花，已经由以前的“白一色”，而发展到“紫花、湘花、茧花、豆花四种”。荷泽县“地多木棉，以棉为布。木棉转鬻四方，其利颇盛”。郓城县“其地广衍饶沃，土宜木棉，贾人转鬻江南，为市肆居焉。五谷之利不及其半”。定陶县“所产棉布为业，它晶皆转鬻”。东昌府之“高唐、夏津、恩县宜木棉，江淮贾客，列肆赍收，居人以此致富”。

治国艰难，千头万绪，马城也考虑过解决明末的粮荒，种番薯是万万不行的，如今只有一条出路，海外殖民，引进海外的粮食养活明人。

今日之议，台湾巡抚衙门在考虑出一条政令，在台湾的荒山推广番薯种植，台湾开发还是一张白纸，随意涂抹，推广番薯种植不存在百姓的抵触。当然也不仅仅是种番薯，南瓜，土豆，玉米，荒山能种的都可以种，务必要在三年之内自给自足，三年之内建设成粮食产区。

当然，台湾自给自足之后，难免又回到经济作物侵占粮食作物的老路。

这是无法避免的，只要种棉花，种经济作物的收入高过种粮食，百姓会趋之若骛，升斗小民哪会去管什么粮食危机。经济作物侵占粮食作物的大问题，连四百年后的现代社会，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所以才有了粮食保护价政策。

粮食保护价，是马城提出来解决根本问题的，大杀器。

马城觉得自己是个天才，强行推广番薯种植是荒谬的，不现实的，是要天怒人怨的，粮食保护价才是解决问题的大杀器。眼下，大明复制不了清朝的番薯盛世，经济作物大规模种植，商业高度发达的大明，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为什么清朝会出现番薯盛世，大明不行，因为明末清初经过了长期战乱，农村遭受到极大破坏。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出现了田多人少的局面。因此才出现了番薯盛世，因为番薯容易种植呀，既然无法复制番薯盛世，那么政府提供补贴，制定粮食保护价便是解决之道，后世是这么做的。

后世的粮食保护价，是为了解决谷贱伤农的问题，为了解决卖粮难。马城提出的粮食保护价，是为了解决经济作物大量侵占粮食作物的症结，殊途同归，都是极高明的政策。这想法一提出来，南居益眼睛的亮了起来，巡抚衙门一众属官也微觉错愕，便满堂喝彩，这是善政！

南居益这等老臣，能臣，一眼便看到了这个粮食保护价政策的巨大价值。这不仅仅能抑制经济作物的泛滥问题，不仅仅保护了基本粮食作物的生产，这还是古往今来从未有过的善政，只此一道政令能让天下归心，四海称颂，让台湾之地永为大明国土。下首属官们窃窃私语，南居益死死盯着马城，差当堂质问你意欲何为，要收天下人之心么。

马城面不改色坐的腰杆笔挺，南居益慢慢将锐利的目光收了回去。

第四百五十四章善政

良久，南大人才沉吟着道：“此为善政，然，多有不妥。

一干属官哪还敢插嘴，行此善政，让皇，六部部堂，内阁重臣如何自处，让天下人如何去想，去做，又如何看待台湾三司的居心。

马城面色不改，堂皇道：“圣人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一干巡抚衙门大员听的哑口无言，马城心冷笑，这是当年东林党嘴炮们攻讦先帝的原话，如今被老子一字不差的照搬，送给朝诸位谦谦君子，这是报应呀。老子倒要看看朝诸位东林大员如何自辨。南居益有些恼羞成怒，这是将他架在火烤呀，朝廷可还在廷议，要加农税呢。

加农税，征辽饷，这事其实是东林党和温体仁合伙干的。

朝廷在商议着加农税，征辽饷，台湾巡抚衙门偏偏搞出个粮食保护价，到时候天下人唾骂，温党，东林党一个都跑不掉，这不是和枢对着干么。

良久，南居益才咬牙道：“可，拿个章程出来吧。”

下首几十位属官，也有忍不住羞愧汗颜的：“我等愧读圣贤之书，惭愧。”

一言既出，各位大人脸都是火辣辣的，爱民，治国是圣人思想的核心，圣人是主张国富民强的，可又有哪一个读圣贤书的真正做到了。倒还不如一个军伍出身的武人看的明白，也做的明白，能不心羞愧么。这一善政若能落到实处，那便是流芳千古的真正善政，从未有过的壮举。

崇贞四年，正月。

台湾巡抚衙门忙碌起来，属员们开始核算粮食保护价政策所需要投入的成本。

善政，也要巡抚衙门能出的起钱。

马城提出的粮食保护政策，并不仅仅是价格保护，还包括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如成立农耕司，对种粮农户提供技术支持，提供种子耕牛，并由官府制定一个最低收购价格，如此一来，受到冲击最大的便是粮商，奸商，有效避免了奸商伤农。这个最底保护价对奸商的杀伤力有多大，天知道，因为这个最低收购价格是官府定的，而不是由粮商定的。

官府将定价权握在手里，拿捏奸商，这又是一个大杀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