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正常。与国营企业的半死不活相比，这一年，私营乡镇企业取得了标志性的成绩，全国乡镇企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就业员工也同步超过亿人，达1.062亿。

关键此时的国营企业改革再没有80年代中后期那股“一改就灵“、“一包就活“的意气风发。从利改税、承包制、政企分开，到优化组合、股份制、租赁制，各项改革举措年年创新，药方开出了一帖又一帖，政策诸多“倾斜“、地方“保护“主义、创纪录的大批信贷资源源源注入，却罕见成效。

生产回升缓慢、效益下降、内部排资论辈，连年亏损，一年比一年严重，可以说，这时候的国营企业恍如一潭死水，一点竞争力都没有。

这个说法并不夸张，今年一月，《中华工商时报》刊登了一篇新闻：东城区有数百家国营中小企业，主要生产手套和袜子等日用小商品，却因打不开销路，造成产品严重积压。

除国营企业以外，在燕京生产同类产品的私营企业以及小作坊也有不少，竞争实在激烈。

东城区工商局为了让区内的国营企业多一些销售的机会，主动安排它们进入集贸市场，还徇私让它们占据着最好的摊位。

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数以百计的积压国企厂家居然只有17家前来登记申请，更过分的是，真正市场里去设摊摆卖的只有六七家。

在综合集贸市场上可以看到一个有趣景象：国营、个体的摊位泾渭分明，前者的守摊人坐在柜台后面，双手抱胸，翘着二郎腿，注视着来往的顾客，官商做派十足。

个体练摊的叫卖声不断，积极奔走，热情拉客，好像菜市场一样。

两相对比的结果是，国企摊前门可罗雀，一个客人都没有；个体摊前门庭若市，顾客挤成一团。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何种天气，个体练摊的都照常营业，早出晚归。

而国营的推销员只要天气稍微恶劣就轮休，哪怕营业也只是按部就班，实行8小时工作制，若要延长营业时间，就得涉及奖金、加班费。

这种工作态度，竞争力可想而知。

事实也确实如此，这些国营摊位的销量不及私营摊位的1/4，很快就被市场淘汰。

最后，《中国工商时报》是这样总结的：纵使国营企业在场地、产品、流通环节等硬件上与个体形似，但是在利益机制、市场机制上的神合却难以达到。

尴尬的是，这不是个例，这时候的国企普遍都存在这些问题，在竞争领域中总是被动又毫无战斗力。

今年五月，其实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新闻媒体帮圣海宝钢讨债！

这事其实还涉及到八九十年代国内普遍存在的三角债问题。

所谓“三角债“是人们对企业之间超过托收承付期或约定付款期应当付而未付的拖欠货款的俗称，是企业之间拖欠货款所形成的连锁债务关系。

举个例子，由甲企业欠乙企业的债，乙企业欠丙企业的债，丙企业又欠甲企业的债以及与此类似的债务关系构成，就叫三角债。

三角债的负面影响很大，波及面广，严重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

十多天前，为了清除三角债的影响，国家甚至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清理“三角债”的行动。

宝钢就是受“三角债”困扰最严重的国营企业之一，在过去的几年里，累积债务竟高达20多亿元，占到流动资金的1/3，濒临难以经营的边缘。

国家计委、全国清欠办公室以及上海市政府都出面替宝钢协调清欠，但是效果却始终不彰。

新闻媒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来帮宝钢讨债，讨债方法也简单：把那些主要的欠账大户的名单在《中华工商时报》刊登出来，记者天天上门一一追问和督促，新闻狂轰乱炸。

很流氓的做法，却也历时几个月之久，欠债大户们才纷纷开始还债。

新闻媒体居然扮演催债角色，如果不是真实发生，谁敢相信？

这绝对是一件黑色幽默感十足的事件。却也从侧面表明国营企业在调控和管理上的无能，有关职能部门形同虚设。

种种迹象表明，占据着国家经济半壁江山的国营企业在日渐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已经日薄西山，常规的整顿已经难以出现效果，必须得下重药猛药。

国家采取的办法是：收缩战线，让那些实在扶不起来的“阿斗们“自行了断。典型的是《经济日报》选中四川为例，展开了一轮“死一块活一片“的连续报道。

“安乐死”、“红白喜事一起办”这种尖刻的观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所谓“安乐死”，就是指让活得还不错的国营企业，兼并那些亏损的同行，同时，政府给予前者更多的优惠政策和扶持。

程万里让楚阳接手罐头厂，就类似于“安乐死”，问题是楚阳吃不了。

此时，关于国营企业的“生死讨论“早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也意味着一场即将绵延十多年的资本盛筵悄然开始。

通过对陷入困境或处于市场边缘的国营企业的分割、重组和出售，将成为财富积累和改革成果分配的重要方式。

程万里想要楚阳接手罐头厂并不是个例，也不是先例。早在去年四月，深城就率先向外商出售国营企业。到1991年，深圳已经出售了40多家国营企业的产权，交易价值1.9亿元。

在江浙一带，作为杭州娃哈哈儿童食品厂的创始人宗庆后早已对濒临破产险境的全国第四大罐头企业杭州罐头厂虎视眈眈，并已展开谈判，很快就能完成“小鱼吃大鱼“的蜕变。

而在山东潍坊，一个刚刚上任的年轻市长走得更远。

这个时年35岁的市长名叫陈光，外号三光，“陈光，陈卖光，陈送光“。年初，他由潍坊团市高官调任潍坊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诸城当市长。就任后的第一次调研，就让他浑身发冷，由头凉到脚。

市属全部150家独立核算的国营企业，有103家明亏或暗亏。

当时诸城有18000人吃财政饭，但财政收入不足8000万，干部工资不能按时发放。按常规，诸城每年需500万财政预备费，但一分也没留。

半死不活的国企状况和入不敷出的财政处境，让时任市长陈光如坐针毡。

这个月发了工资，马上就得调度下个月的支出，钱从哪里来？企业给吗？企业都生存不下去了，拿什么给呢？

财政收支平不起来，干部职工发不下工资，这个问题，他这个市长必须想办法！

通过深度分析，陈光发现，国企的最大问题是“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利益关系不直接。”

他反复研究了新公布的中央文件，发现有这么一句：国有小型企业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

顿时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决定把这些亏损的国营企业统统卖掉。

但陈光也担心这样做会出问题，所以他决定先选个试点单位，看看效果再说。

他选中的是诸城电机厂，这个总资产270万元、职工277人的国营企业，不算大也不算小，做试点单位刚好适合。

市政府最初拿出的改革方案是国家控股51%，职工买断49%，但陈光提出要改就由职工全部买断，最终定下来的方案是：9个厂领导每人出4万元，20多个中层干部每人出资2万元，葡萄职工每人出资6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