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馥与袁绍一样同样不是冀州人而是颍川人，与袁氏家族所在的汝南郡不仅同属豫州，分处汝、颍两水上下游的两郡在地缘联系更是极其紧密，以至于时常以“汝颍”的合称见诸于文字，而韩馥本人亦是袁氏门生。只是无论袁绍本人的声名有多么适合管理冀州，夺权始终是不义之事。当然对方要是主动让出来就另当别论了，而后来韩馥的确也这样做了。历史上亦不缺乏让权的案例，只是细究下来出让者却往往都有着身不由己的苦衷。就像汉献帝后来把皇位“让”给曹丕，曹家子孙后来又把天下“让”给司马家一样。
想让一个人愿意将权柄交出来，让他感到生命受到威胁是最有效的，区别只在于无论出于私人关系还是天下公义，袁绍都不能直接去威胁韩馥。除非韩馥感觉到在冀州牧位置上多呆一天，就多一分危险。让这位让权都感到焦虑的威胁来自两方面：一为内忧，二为外患。内忧是冀州豪杰显然更归心于袁绍。公元191年，冀州将领麴义起兵反叛，韩馥亲自领军征讨却大败而归。在这场争斗中掌握冀州主要兵力的袁绍，非但以前线战事吃紧为由未能回军相助，更私下与麴义结交。
在正式接任冀州牧后，麴义成为了袁绍的属下并在与公孙瓒的战争中建功。没有直接证据显示袁绍在事前策划了这一切，但他“帮”韩馥引来外患之事却是明确被记录下来了的。从地缘位置上看，冀州并非中央之国的边地。在阴山和燕山长城防线抵御外患的是幽州和并州。然而谁也没有说过，外患就只能是那些来自塞外的异族。
让韩馥忧心的外患来自于幽州，更准确说来自与袁绍处在同样身位的公孙瓒。在冀州上演一出逼宫大戏的同时，幽州同样在进行一场下克上性质的争斗。通过三国演义的传播，大家对公孙瓒的熟悉度并不会低于袁绍。这位幽州诸侯于演义的最大贡献，应该是把实力派+偶像派的赵云送给了刘备。
公孙瓒本身就是幽州人氏，具体来说是辽西郡令支县人（今河北迁安一带）。其与刘备的渊源来自于曾在涿郡为吏，并为当时的涿郡太守赏识招纳为婿。一如演义中所描述的那样，二人还曾共同拜在黄巾之乱中平乱有功的著名经学家卢植门下。不过公孙瓒功成名就之地却不是冀州而还是在幽州。通过在涿州所积累的声名举孝廉后，公孙瓒得到了“辽东属国长史”的官职。
虽然由吏变官意味着正式进入仕途，但这个职位注定是做不了太平官，而是需要拿命去换的。这并非危言耸听，看看辽东属国的地缘背景就会明白了。幽州又被世人称为“幽燕之地”，这个名字的地缘政治源头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燕国。燕国虽然在战国七雄中实力较弱，但却是七雄中出身最为正、历史最长者。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灭商后，便将他的弟弟召公封建于此建立燕国，以为王朝拱卫北方。此后偏居一隅的燕国默默在华北平原的北部发展，并在战国后期战胜了在长期侵扰燕国的东胡部，将控制线延伸到了燕山之北的辽河流域。
幽燕之地中的“燕”在地理上还可以指向燕山山脉。这条分割河北平原与东北平原的山脉，堪称中原王朝的北境守护。即便燕山之南的北京还没有都城之位时，这条防线失守也足以让华北平原乃至中央之国陷入巨大危机。北纬42度温度线和华夏文明的农耕属性，决定中原王朝的直接控制力只能抵达下辽河平原（辽河下游平原），及其两侧的辽西、辽东两片丘陵地带。其中辽西丘陵属于燕山山脉在东部的延伸，大体对应辽宁省西南部的朝阳、阜新两地区；辽东丘陵则属于长白山脉的延伸，又单独称千山山脉。向海洋延伸的辽东丘陵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称—辽东半岛。
上述三个可为中原王朝提供农业支撑的地理单元，围绕着渤海北部的辽东湾略呈“品”字形排列。基于这一位置关系，中原王朝在越过燕山分水岭后延伸渗透力的顺序，依次为辽西丘陵-下辽河平原-辽东丘陵。如果足够强大还可以跨越辽东半岛，东南向将控制线延伸至朝鲜半岛。观察纬度你会发现这个当下分成两个国家的半岛，同样处在北纬42度温度线南面。问题在于中原王朝的扩张过于依赖陆路，在经过前述三环之后，直接控制力至多只能延伸到朝鲜半岛北部。
西汉王朝是最先做到这一点的大一统王朝。在汉武帝的规划下，河北省唐山市以东的燕山南部平原（包括公孙瓒籍贯所在的令支县）、辽西丘陵，以及二者之间的燕山山脉被建制为了“辽西郡”；下辽河平原与辽东半岛放在一起建制为了“辽东郡”；而朝鲜半岛北部建制的是著名的汉四郡。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辽西郡即是中原王朝通往东北地区、朝鲜半岛的桥梁，又是华北平原的门户；辽东郡尤其它所包含的下辽河平原则是一个事关整个东北亚局势四战之地。
之所以说辽东郡是四战之地，是因为总计有四股力量可以争夺这个枢纽之地。除了来自华北平原的中原王朝以外，主要还包括在温度线以北的两大势力，一是游牧于燕山北麓的“西拉木伦河-西辽河河谷”游牧民族。这条位于辽河上游的河谷由于降水较少呈现为草原地貌，是蒙古高原游牧者延伸进入东北地区的主通道。鉴于其清末为蒙古科尔沁部的驻地，可将之称为“科尔沁草原”，现在为隶属内蒙古的赤峰、通辽两市所辖。去除掉游牧属性的科尔沁草原，及辽西、辽东两郡下辖的这片有农耕潜力的土地。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就都属于适合渔猎经济形态的原始森林地带了。
基于上述地缘结构，中原王朝可以透过控制下辽河平原获得在东北的支点，游牧、渔猎甚至来自朝鲜半岛的力量，同样可以在控制它之后觊觎华北平原。当日燕国在就是击败以科尔沁草原为跳板渗透下辽河平原的东胡部落后，得在燕山东北扩地千里。及至西汉时期，代表游牧者经略科尔沁的变成了系出东胡的乌桓部（乌丸），并被帝国视为牵制匈奴的重要力量。时间线再推进到东汉中期，随着王朝对边地控制力的减弱，一如凉州羌人被内迁回到他们祖先生长过的黄土高原一样，原本在塞外屏护帝国安全的乌桓部，亦被允许内迁至了两辽地区。至于科尔沁草原则被取代匈奴成为草原之主的鲜卑人所控制。
除了散居塞内的乌桓部，大部分乌桓部落被安置到了“辽东属国”。这是一个割取辽东郡西南、辽西郡东南沿海地带被建制而成的乌桓人自治区，具体来说包括辽宁省：锦州、盘锦至营口一线。而这个公孙瓒受命担任的“辽东属国长史”，则是代表汉帝国管理这一地区乌桓人的官员。坐在这个位置上，不仅要防范从科尔沁草原入侵的鲜卑人，还要警惕来自乌桓人的反叛。要知道在凉州羌乱时，负责管理羌人事务的护羌校尉便是在第一时间被叛军所杀。往好的方面想，公孙瓒要是能够在边地建立威信的话，这些弓马娴熟的游牧者亦可成为他回到内地争夺权力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