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人城之战的胜利，只意味着孙坚拿下了洛阳外围的广成关防线。接下来孙坚要做的是在伊阙和太谷两关中选择一个作为目标，彻底撕开洛阳的内防线。这背后还有一个见诸于演义的细节。看见孙坚取得重大进展的袁术，担心孙坚在占领洛阳之后声望将压倒自己，开始在粮草保障上拖延。好在鲁阳与前线相距不过100余里，孙坚连夜回到鲁阳慷慨陈词，自觉理亏的袁术方才表示全力支持。
暂时解决后顾之忧的孙坚，准备全力向洛阳进军。感觉事态严重的董卓方面决定先礼后兵，先是派李傕前往劝说孙坚与自己和亲结盟，在遭到拒绝后只得亲自领军到太谷关一带迎战孙坚，结果却是大败而归。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只是一旦碰到完全不惧怕这种恐吓战术的人，反过来受打击的就是自己的信心和军心了。如果说之前在洛阳与关东诸侯决战是A方案的话，那么放弃关东退入关中应该算是备选性质的B方案了。在败于孙坚之后，董卓并没有回到洛阳而是向渑池方向退军，而是马上开启了B方案，至于洛阳的防务则交给吕布主持。
公元191年4月，董卓退入长安。同时命令留驻洛阳的吕布、渑池的董越、陕地的牛辅以及华阴的段煨，依托崤函通道上的城关，布设一条逐级抵抗关东联军的防御链。实际上，与其说坚守洛阳是A方案、退守长安是B方案，倒不如说董卓一开始的规划就是以长安为中心控得半壁江山，洛阳的坚守只是为了争取时间。这点从关东诸侯元月起兵，董卓二月即决定迁都长安便可看出。
边军出身的董卓虽然残暴，但并不是完全没有政治头脑。以他的出身和作为来说，想让关东诸侯归心是不可能的。所以决定迁都的同时，董卓不仅迁走了皇室和百官，还同时强制迁走了数以十万计的洛阳百姓。公元190年三月初九，在获知汉献帝在四天前已入长安城的消息后，董卓便下令焚烧洛阳的宫室和百姓人家。要知道孙坚代表关东联军获得首胜，已是一年之后。这种提早一年的彻底坚壁清野之举，即为断绝天子东归的想法，更昭示着董卓早已决定把洛阳作为与关东诸侯混战战场。而董卓后撤之后，一直有骑墙心理的吕布自然也没有死守洛阳的想法。在孙坚的攻击之下，吕布亦随之退出洛阳。
从地缘政治角度说，不管洛阳城此刻残破成什么样，它的地缘位置都摆在那。此时的关东盟军如果能凝结一心移驻洛阳，然后由关东诸地供给前线的话，是完全可以与董卓形成东西对峙的局面。问题只在于如何凝结人心。表面上看，袁绍作为盟主似乎有能力做到这点，但实际上他在凝结人心的问题上，并不如傀儡般角色的汉献帝，甚至不如有符水在手的张角。而从关东诸侯们的角度来说，他们也担心自己勤王之功变成反叛之罪。比如来自皇帝的认可，就算曹操在这次起事时给自己安的“奋武将军”之职，也还是必须在前面加个表示代理意思的“行”一样。
简而言之，关东诸侯现在缺个皇帝。只是皇帝并不等于汉献帝。在汉献帝已经被董卓“保护”在长安的情况下，另外立一个皇帝是最为可行的方案。正是在这一背景和心理下，袁绍和关东诸侯希望另立汉室宗亲身份的幽州刺史刘虞为帝。问题是并不象每个人都象袁术那样想当皇帝，更何况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样做背后所隐藏的巨大风险。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将来大局若定，两个皇帝中势必会有一个被牺牲。就算关东诸侯们取得了胜利，谁又能保证新上来的权臣不会希望另选一个更好控制的幼帝呢？而且刘虞的儿子刘和此时正在汉献帝身边做侍中，先不论成功与否，自立为帝之时这个儿子的命肯定是保不住了。
不能另立新君让本就自怀心腹事的关东诸将，彻底失去了凝结在一起的想法。此后无论是原本就准备借乱谋利的诸侯，还是仍然以恢复汉室为己任的将领，都不得不陷入各自为战、自行结盟的境地。无论出于哪种目的，人口和粮食都成为了当下最紧要争夺的资源。基于这点，因董卓坚壁清野之举而百里无人烟洛阳，则暂时失去了价值。孤军深入的孙坚也只能在修复被董卓盗掘的帝陵、祭祀完太庙之后撤回鲁阳与袁术会合。除了收获威名之外，孙坚在这次讨董之役最大的收获应该就只是那块传国玉玺了。
从发现人才的角度，孙坚和曹操应该是这场战争最大的发现。这两位三国奠基人不仅显示出了敢于一战的决心，更显示出了志在天下的格局。只是就这次诸侯讨董之战来说，却谈不上谁输谁赢。接下的历史将进入诸侯相互攻伐、倾轧的局面。而这，才是乱世真正的开始。
第七回 幽冀风云（上）
乱世即起，故事线也就开始发散。按下董卓西归长安之后所造就的乱局暂且不表，先看看作为关东诸侯领袖的袁绍接下来将作何表现。策划另立新君是反董联盟做的最后一次努力，而这一努力破产会带来一个隐性的后果，那就是汉献帝无论通过何种方式重新掌权，都会对这件事心存芥蒂。旁人倒是可以想办法推托，但作为盟主和事件策划者的袁绍肯定是脱不了干系的。后来在有机会迎汉献帝入河北时，袁绍未能及时抓住机会，很难说没有受到这一丝的犹豫影响。
不管袁绍心中当时有没有象袁术一样，已然不再视江山为汉家天下，袁绍都已将注意力转移到为自己争取一块地盘上面。作为汝南袁氏之后，袁绍没有把目光锁定在自己家乡所在的豫州，而是将自己打造成为了以冀州为根基之地的“河北袁绍”。这一地缘政治方向的选定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是四世三公的家世及袁绍自己所累积的人望，已经让他可以着眼天下选择一块最有利于自己的根据地；其次是在逃离洛阳之后，袁绍接受的任命的渤海郡属于冀州范畴。尤其这次代表冀州出征讨董，更是将河北豪杰大量聚于麾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冀州虽然是河北的代名词还是现在河北省的前身，但这个位于“大河之北”的州部，在禹贡九州的原始设定里包含整个黄河下游以北，“西河”段以东地区。十三州部中的冀州、幽州、并州，以及归属司隶部分的河东、河内两郡，都属于这个原教旨的冀州及大河北范畴。
在大河北范围中，冀州的地缘位置最为核心。人口是衡量地缘潜力的重要指标。公元140年的人口数据表明，冀州当时的人口达到了580万，仅次于628万的荆州。相比之下，数据统计还包含辽东、朝鲜等地的幽州人口就只有243.7万，剥离掉河东的并州更是只有60多万。由于幽并两州地力有限同时又都有大量边地，两州在处理边境战争时，常常要倚仗来自冀州的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控制冀州便可自然向两州扩张，成为真正的河北之王。
最终袁绍的确做到了这点，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击败袁绍之后的曹操，曾经一度将天下重新划分为九州并自任冀州牧，而这时的冀州所遵循的就是它的原始设计，使得曹操名义上虽然只是一个州牧，但却可以直接将超过三州之地视为自己的直属地。位于冀州最南端的魏郡和邺城，也成为曹操为自己的选定的封地。对手的眼光证明了袁绍的选择并没有错误。不过两位好友的对决还要等到八年之后的官渡之战。当下袁绍最先要解决掉的是他的顶头上司—冀州牧韩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