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到进京参与权力斗争的机会之后，董卓也的确是遵循这样的路线，带领先头部队快速进军洛阳。此后弘农郡这个连接河东、洛阳、长安的枢纽点，亦成为了董卓的经略重心。负责这个战略要地的是牛辅及段煨、董越三员将领，其中最重要的陕地被交给了董卓的女婿牛辅。董越和段煨则分驻于东西两端的渑池、华阴。结合就地理篇所做的解读，你会发现这三将所负责的防区正覆盖着秦函谷关（陕县）、潼关（华阴）、汉函谷关（渑池），这三个崤函通道上最紧要关口。
现在唯一的疑问是董卓如何能够在大乱骤起之前，就占得这样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身处。就算他认定河东的位置有利于自己，在还没有和朝廷撕破脸的情况下，也不可能自由选择。前面说到朝廷在征调董卓前往平乱之时，除并州刺史之外还同时授予了河东太守之职。只不过因为出战不利，这些官职战后都被用来抵罪了。戏剧性的是，董卓这次能够重回河东仍是拜黄巾军所赐。
公元188年二月，郭太、杨奉、韩暹、李乐、胡才等人以黄巾军的名义在河东郡北部的白波谷（山西襄汾永固乡）起兵，时称“白波军”。在起兵之后，白波军先是将攻击方向定位在了北部隶属并州的太原郡，并与内迁至此的匈奴单于于夫罗结盟。白波军的出现让董卓有了留在军队和驻军河东的理由，而此更关心自己兵权问题的董卓，在接到命令后并没有挥师北上，“养寇自重”才是他此刻所想的。一直到次年十月，董卓率军进入洛阳控制朝廷之后，白波军乘河东空虚与匈奴联军南下。董卓为了自己的利益方急调驻守陕地的牛辅北归河东迎战，以避免后院起火。
无论对于东汉王朝还是董卓来说，白波军的存在只是一个插曲。现在天下所关心的，是此前每一次权力更迭，几乎都会带来一场杀戮，这些毫无治国经验的边军入京之后，会不会带来更严重的混乱。单看董卓用拥兵自重、逆天改命的做法，并不必然改来一场大混乱。入京之后用未成年的陈留王（九岁）取代将要成年汉少帝（十四岁）做傀儡，也属于谋权的常规操作。董卓真正落下骂名的原因在于他和他的凉州边军不仅未能成事，还让天下陷入混乱之中。
后来被曹操委派收拾关中乱局的卫觊，对于为乱天下的凉州将领曾有过这样一段评语—“西方诸将，皆竖夫屈起，无雄天下意，苟安乐目下而已”。意思说这些来自凉州的将领出身都很低，胸无大志只会图谋眼前利益。将卫觊的评语放在日后为乱唐王朝的安禄山和他的部下身上，你会发现同样适用。对于天下来说，出现拥兵自重的将领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出现一批只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不懂得建立一个新世界的军阀。
第五回 诸侯讨董（上）
董卓及其所代表的凉州边军并非唯一介入这场最高权力斗争的军事力量。此前为了增加洛阳的守备也为了与外戚抗衡，在宦官集团的推动下，汉灵帝在去世之前（公元188年）曾新建了一支由皇帝亲统的亲军并设置八名校尉，时称“西园八校尉”。袁绍、曹操，包括后来在官渡之战中，被曹操斩杀于乌巢的淳于琼都位列其中。其他如袁术、鲍信等人当时也都在洛阳任职。这些出身于关东的将领，后来都成为了反董联盟的一分子。
此外在汉灵帝驾崩前后，并州刺史丁原及其所统领的吕布、张辽、张杨等并州将领也已受命进京接受新职位，成为各方争取的力量。这意味着在董卓入朝之前，洛阳最起码已经有了代表并州和代表关东的两股力量在。不过这些外调入京的将领本身所能够实际掌控的军力并不多。背后的原因是宦官集团把持朝政日久，那些生长于洛阳的禁军与之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关系。换句话说，如果这些将领们加入外戚一方对抗宦官的话，很可能在行动时反受其害。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鲍信、张辽、张杨等人都曾被何进派至泰山、河北、上党等地募兵，然而直至何进为宦官反杀之时，这一工作都尚在进行中。正因为自忖力量不足，何进才会私召董卓所统辖的凉州边军入京。至于在这个过程中何进是否打草惊蛇，又是否不应该让边军入京参与这件事，从后来的情况看已经不重要了。毕竟“清君侧”的理由不一定要有衣带昭一类的理由，就好像之前凉州叛军之前所打的旗号同样是诛杀宦官。皇帝身边的“奸臣”也可以是外戚和任何触动举事者利益的人。
由于袁绍的四世三公出身及之前声名，在入京之后很快升任了司隶校尉并为各方寄予厚望，尤其是在董卓野心暴露之时，袁绍被公认为最有威望和能力重振朝纲者。基于当时实力对比，唯一的机会出现在董卓刚刚入京之时。由于要在局面未稳时抢占先机，董卓最开始带入洛阳的只有不到三千人马。史书记载了一个细节，董卓担心兵少难以服众的董卓，每日夜间让军队偷偷调出城外，第二天白日再大张旗鼓的进城。只是这样的机会转瞬即逝，袁绍犹豫的性格让他不愿意赌这一把，逃离洛阳成为了他的选择。
性格决定命运，这个命运指的是个人命运。至于这个性格多大程度决定国运或者说一个政权的命运，要看是处在什么历史节点。在东汉末年的乱局中，无论是地方豪强还是前朝官吏，选择依附对象首要考虑的都是个人魅力。豪杰们的决断力和眼界决定了他们有没有机会，真正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一旦渡过最初的混乱期，新的地缘政治认同在经由二、三代时间形成后，个人所能作出的改变就要小得多了。这也是为什么鼎立格局稳定之后的三国故事，总让人有一种无力回天的感觉。而环境更复杂、变数更多的群雄逐鹿阶段，故事则要精彩的多。
决定不与董卓在洛阳硬碰硬，而是潜逃河北以观局势变化，被很多人认定为袁绍所犯的第一个错误。不过考虑到董卓势大，不去赌这一把倒也不失为隐忍。参考董卓死后凉州边军所制造的混乱，解决董卓一个人并不能制止动乱的发生。那些胸无大志的凉州将领，最终也没有谁能够有资格争夺天下。真正决定大局走向的，是那些以讨伐董卓为名集合在一起的关东诸侯。
“关东”概念对应的是函谷关以东地区，如果以崤函通道中的崤山来代指的话，还可以表述为“山东”。整个地缘概念涵盖有幽、冀、青、兖、豫、荆、扬七州，以及被划入司隶范畴的河内、河南两郡，在地理上都属于低地属性的第三阶梯。并州、凉州以及被划入司隶的其它部分则属于第二阶梯中的黄土高原。由于丁原和他的并州将领们在这次变局中选择了投靠董卓，你会发现由此形成的地理博弈格局，即带有东西相争的意味，又带有高、低地相争的属性。
单从覆盖州郡的数量来说，优势显然在关东诸侯一方。然而政治博弈从来不是看谁的绝对数量多，而是看谁更团结。否则当年同样由黄土高原向关东扩张的秦国，也不可能以一敌六统一六国。就内部统一问题来说，董卓做得比关东诸侯们要好。一方面通过利诱吕布诛杀丁原，而取得了并州将领的效忠（正在上党的张杨除外）；另一方面又与割据凉州的马腾、韩遂结盟，邀请二人前来共同对抗关东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