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作为征剿黄巾军的官军主力之一，董卓的表现远没有同样出身于凉州（安定郡）的将领皇甫嵩表现出色。后者几乎参与了所有针对黄巾军的战役，后来还一度被任命为“冀州牧”。反观董卓却因攻张角而不克失去了此前的任命。好在紧接着爆发的凉州羌乱，让他能够再次领受军职（中郎将）。而这次任命也成为了东汉国运和董卓个人命名的转折点。
尽管在公元189年那场决战性质的“陈仓之战”中，作为汉军主将的董卓与皇甫嵩意见相左，最终又是因为采用了皇甫嵩策略而取得的大胜，但不可否认的是回到熟悉的环境，董卓还是显示出了他的军事能力。此前在陇右的一场平乱战役中，朝廷所派出的六路军队中的五路都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只有董卓的部队在他的调度下全身而退回到关中。
纵观董卓乱汉之前的战绩，基本都是在针对羌胡的战争中获得的（史载：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对地缘环境的熟悉以及频发的羌乱，让董卓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展现，并因此和皇甫嵩并列成为东汉最重要的两位将领。在凉州叛军退回陇右并分裂为韩遂、马腾、宋建三股势力之后，董卓被晋升少府。这是一个位列九卿的职位，然而董卓并没有接受，因为接受这个行政职位的代价是离开军队。与后世历史中那些大家熟知的军阀一样，董卓自始自终相信他那支以凉州人为骨干的军队才是立身之本。
凉州的羌胡成分不仅能够送给董卓军功，还能够直接增强董卓军队的战斗力。在他的军队中，包含有大量羌、胡成分。为了激发这支军队的战斗力，董卓会把得到的赏赐全部分发给部下，以及允许部下滥杀。你可以说是董卓造就了这支军队的匪气与短视，也可以说是常年与羌胡相融的经历，让董卓知道如何用“目下安乐”来聚拢部下的向心力。
“挟羌自重”所造成的尾大不掉现象，显然会引发朝堂的不安。对于中央集权体系来说，军队的效忠对象转变为个人是非常危险的。董卓自然也清楚，这个九卿之位的行政职是为了让他这支已经变成私人武装性质的军队，重回政府军序列。为了拒绝这个任命，董卓上书表示属下的羌、胡兵因为粮响不济现在都有很大的怨气。羌胡之人都狼心狗肺的（憋肠狗态），为恐生变只好斗胆抗旨先留下来安抚。这一做法进一步加深了朝堂的忧虑，在汉灵帝驾崩之前，将董卓升至并州牧的调令再次摆在了董卓面前。
考虑到董卓四年前在出征黄巾军之时，便已受封过并州刺史，这一任命粗看起来并没有太大诱惑力，但实际却是有本质不同的。在汉武帝将天下分为十三州部时并无“州牧”而只有“刺史”一职。“刺”是刺探、检核的意思，“史”为御史之意。刺史一职是帝国中央派驻地方行监察之职的官员，从职能角度来说是中央集权的重要体现，为的是遏制地方势力增长。基于这一职能导向，刺史并不能算是地方行政长官，其俸禄最初甚至比郡守还要低。
至于“州牧”中的“牧”字则为管理之意，可以统管一州的军政大事，通俗的理解就是封疆大吏。这一变化最初出现在西汉末年的汉元帝时期，此后时废时置。废置背后所隐含的中央对地方事务的控制力不足。比如在利用豪强起家的刘秀时代，在称帝之初由于尚未统一天下便采取的是州牧制，以此来激发将领们的主观能动性，等到天下一统、局势稳定之后再“罢州牧置刺史”。黄巾之乱所造成的地方势力崛起，是州牧再次出现在政治舞台大背景。
提出这一行政改革建议的是汉室宗亲身份的刘焉，理由是刺史一职的权威太轻，已不足以安定地方。他也因此成为汉灵帝所任命的第一位州牧（公元188年），后来被刘备反客为主的益州牧刘璋便是刘焉之子。单从刘焉、刘璋父子相承的结果来看，你也能感觉到这一改制实则成为了割据局面的催化剂。需要注意的是这次改制并不是彻底的改制，此后统治州部的既有刺史也有州牧。能不能做上州牧更多要看有没有镇服地方的能力，比如在刘表在公元190年在荆州所接任的就是刺吏一职，站稳脚跟之后方被拜为荆州牧。
由于州牧可以掌控一州军政大权，对于看中实权的董卓来说的确比一个九卿之位更实际。不过这一任命是附加条件的，那就是将董卓原有的军队交给皇甫嵩统领。鉴于皇甫嵩的声望、军功比董卓还高，又同样出身凉州，董卓此前所言只有自己才能压服属下羌胡兵的理由便不再成立。同时这也是朝堂评议对皇甫嵩的肯定，在董卓被杀、关中大乱之时，这位将门之后直至病逝（公元195年）也没有为自己谋一方天地，哪怕在所有人当中他是最有资格的。
用封疆大吏的位置交换旧部，侧面反映出朝廷对董卓的尾大不掉已经有点无可奈何。虽然这种做法很有点饮鸩止渴的味道，但最起码可以减缓这个风险的到来的时间。只是在董卓看来并州不是他的舒适空间，将军队交给皇甫嵩的代价更是不能承受。希望率部前往凉州守卫边疆、为国效力，成为了董卓再次拒绝升迁的理由。
事情发展至此，董卓无论如何不愿意交出军队的想法已是昭然若揭。不过此刻的朝堂已经没有时间再去商讨下一步的对策，因为紧接着汉灵帝便驾崩了。各方的注意力随之都被牵涉到了又一轮的外戚与宦官的权力争斗上。至于说何进有没有必要私召董卓进京诛杀宦官，其实并不重要。对于一个感觉到自己即将被削夺兵权，又两次抗命的人来说并不会坐以待毙。不过如果洛阳的权力斗争能够迅速平息，或者不主动引其入京的话，那么董卓倒是不一定有机会如此快速进入洛阳摧毁权力中枢。向新主效忠得到凉州牧，或者起兵割据于关中都是有可能的选择。不管哪一种选择，董卓和他那支只服从于他个人的军队，注定都会为东汉王朝带来一场乱局。
董卓此时的驻军位置，决定了他可以在上述几个选项中，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山西南部的河东郡是董卓此刻的驻地。包含临汾、运城两大盆地的河东郡，与北部的太原、大同盆地一起，东部的上党高地一起，是山西高原的五大地理单元。这两个位于山西西南部的盆地，地理上的特别之处是又与关中平原共同组成了“汾渭平原”的概念。分隔二者的只是并不能成为天险的黄河。这也是为什么在为两京打造直属之地时，河东郡没有依它的山西高原属性被划入“并州”范畴，而是成为了司隶板块的一部分。
站在董卓的角度，想在这场乱局中占得先机第一要做的倒不是拿下长安，而是由河东郡南渡黄河控制隶属弘农郡的“陕县”（河南省三门峡市）。地理篇曾经解读过，汉武帝当年设置弘农郡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关中与洛阳之间的战略要道—崤函通道，而陕县不仅位于崤函通道中间，还是连接河东郡和山西高原的枢纽点。从河东郡郡治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与陕县间的交通距离只有50公里，太阳渡和茅津渡这两个著名古渡，能够帮助董卓的军队快速南下控制陕地和峡函通道。早在春秋之时，晋国就已通过这条“假途伐虢”之策，打通了由山西进军洛阳和中原的战略通道。董卓所要做的只是复制前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