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属性让湟中义从胡的即可以成为汉朝镇压羌乱的利器，也可能反过来领导羌乱。至于做什么样的选择，就要看时局的变化了。就这场羌乱来说，最先由镇压者变身为叛乱者的便是湟中义从胡。其与汉朝官方更为紧密的交融，亦使之能够审时度势的在凉州地方官吏中推选出代言人。当马腾、韩遂凭借各自在东、西两羌的基础，通过中央政府授权成为凉州地方军阀后，看起来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义从胡们，并没有彻底从地缘政治舞台上消失，而是割据河首之地自立。
河首是一个大家感到陌生的地缘标签。以现在的行政区划来说，相当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一带。在东汉的行政区划中，位于陇西郡的西部。西部的黄河与东部的洮河是这一板块的地理边界，流经现临夏市（汉名“枹罕”）的大夏河则是它的地理核心。地理篇的解读告诉我们，除沙漠绿洲属性的河西四郡以外，陇山以西的凉州地区在水系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以汉阳郡为代表的渭水上游地区，和以金城郡为代表的黄河上游地区。而河首之地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可以成为两大板块的连接部，但又具备唯一性。背靠青藏高原的位置更是凭添了一份安全保障。
受地缘潜力所限，河首之地在历史长河中一般只能凭借它的特殊位置，展现一些异于周边地区的地缘属性（比如现在的自治州地位）。在韩遂、马腾父子分别割据凉州东、西两端的情况下，河首的特殊位置为希望自立门户的那部分义从胡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在河首割据的是一名自称“河首平汉王”的义从胡首领“宋建”（又称“宋扬”）。如果从羌乱骤起的公元184年算起，至宋建为夏侯渊所攻杀的公元214年止，这个弱小的凉州割据政权前后竟然存在了30年之久。
从这个政权和宋建本人的名字可以看出它的复杂属性。一方面，无论是宋建还是凉州羌乱时闪现过的其他义从胡领袖，如将韩遂推向前台的北宫伯玉，都已经显露出了汉化特征；另一方面其义从胡的属性，又使之很难像马腾、韩遂那样被中央政权招安为凉州的守护者。如果不想就此湮灭，在马腾和韩遂之间充当缓冲者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起码这两方任何一方想吞并自己时，都要思虑两个对手联合的问题。然而这种微妙的平衡只存在于凉州为割据状态时，公元214年当马超为曹军所败，被迫退出汉阳投奔在汉中的张鲁后，无论是“河首平汉王”还是金城韩遂的好日子也都到头了。
董卓乱汉
最应该为东汉灭亡承担责任的个体不是汉灵帝、不是张角，更不是那些羌人豪帅们。无论正史还是演义，董卓最大责任人的身份几乎都没有争议。对于东汉王朝来说，在张氏兄弟的败亡后，散发的黄巾之乱便已可以当成一般民乱视之；至于凉州羌乱，随着公元189年春，攻入关中的叛军在陈仓（陕西省宝鸡市）为皇甫嵩所击败，退守陇右的叛军同样陷入了内部分裂状态。
这意味着前后花了四年时间，东汉王朝度过了最危机的时刻。此后那些乘势崛起于关东的豪强们，不会坐视散发的民乱侵犯自己的利益；韩遂、马腾以及宋建凉州叛军残余，接下来更关心的也只是能不能用手上的筹码与朝廷议和。虽然平息这东西两场动乱的代价，是帝国中央的控制力弱化及地方势力的崛起，但参考唐朝在安史之乱后那将近一个半世纪的走势，距离真正的分裂还可以有段缓冲期。
然而在东、西两场民乱渐渐平息之际，帝国中央却发生了一场大变故，直接将东汉王朝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公元189年4月，王朝的第十二位皇帝—汉灵帝刘宏驾崩。自东汉的第三位皇帝汉章帝刘炟驾崩，皇后窦氏晋位为太后并临朝听政时起（公元88年），操控皇权的力量在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中不断转换已愈百年。几乎每一次帝位更迭都会带来一场权力斗争，这一次也不例外。
权力之争即便没有以外戚宦官干政的形式表现出来，也会有其它的表现形式。在国家机器运行良好的情况下，君主的去世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争夺，并不一定就会让国家陷于崩溃，哪怕为此发生流血政变。对于普通百姓和一般地方官吏来说，皇帝和把持朝政的是谁并不重要。朝堂之上的权力斗争会否严重到动摇王朝的根基，本质取决于掌握军权的地方势力，是否已经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至于卷入朝堂之争的理由是永远不会缺乏的。
一般情况下，幼帝登基是以太后母族为代表的外戚，谋夺朝堂控制权的最好时机。而皇帝成人亲政之后，又往往愿意依靠宦官来制衡外戚。汉灵帝主政之时，在《三国演义》中被称之为“十常侍”的宦官集团是朝政的把持者，只是这一次代表外戚的窦太后一族却未能抓住机会，反被宦官集团斗败。帝位的又一次转换让外戚再次看到了控制最高权力的机会。
需要注意的是外戚与外戚之间也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毕竟很多时候太后不止一个，皇帝的娘家也同样有机会参与夺权。具体到这次权力争夺，在外戚中胜出的是太后何氏的哥哥大将军何进。关于这件事情的经过，以及何进如何错误的引狼入室，让后者得以乱汉在小说中有详细描述。不过要是考察董卓的背景和在此前的行为路径，你会发现即便没有何进的召令，大乱依旧难免。
身为凉州土著的董卓，在陇西生活时就已为州郡地方官任为官吏，领兵追捕盗贼。公元167年，汉阳郡羌乱再起。董卓以“六郡良家子弟”的身份入选皇家禁军（羽林军）并参与平叛。所谓六郡包括：隶属凉州的汉阳、陇西、安定、北地四郡，以及隶属并州的上郡、西河两郡。地理上涵盖吕梁山脉及其以西、关中平原以北的黄土高原地带。在大家的印象中，作为中央之国核心区的一部分，整个区域显然应该是原始植被为森林的农耕区，但结合其介于农牧分割线附近的降水量，这片黄土高原之地更准确的定性其实是森林向草原过渡的森林草原地带。
“黄土高原森林草原”的地理背景，使得上述六郡在地缘经济上呈现出农、牧、猎兼备的属性。在日常生活中就熟悉骑射技能的六郡子弟，早在汉武帝开启汉匈战争时，就已成为朝廷选拔军事将领的主力地区。以董卓本人来说，历史记载他武艺高强、力大无比，甚至能够左右开弓。与西汉时期相比，此时六郡之地尤其是凉州部分在地缘结构上最大的变化，是内迁有大量羌人部族并由此滋生连绵不绝的羌乱。这也让出现凉州的军事将领，有更多机会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展现军事才能。
凭借平息东羌所累积的战功，董卓曾先后升迁至并州、益州任职，不过最终都因事被免职。黄巾之乱让董卓再次看到了建功立业的机会。为了应对这场大规模民乱，那些原本没有军事技能的关东豪强都被获准组织义兵，原本就在政府军序列并有平乱经验的董卓，自然也没有理由为朝廷所无视。值得一提的是，董卓的这次复出除了获得军职以外，还得到了并州刺史与河东太守的职位。这两个职位覆盖了整个山西地区，显然是考虑到河北与山西相接，有助于帮助董卓调配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