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羌人还保有其原有氏族关系，及族群认同感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反倒让陇山这条塞内防线形同虚设。更为致命的是，在内迁羌人和其他边缘民族所必须履行的义务中，为帝国的边境战争提供兵员是最重要的一项，客观上维持了羌人的战斗力和对原有属性的坚持。基于羌人这种即保存了氏族关系，又保留了军事能力的属性，他们的领袖在当时被称之为“豪帅”。想要突出其异族属性，还可以称之为“酋帅”。
对比还需要选择有军事能力的豪杰，作为投资对象的豪强们，天然具备双重优势且对王朝归属感不那么强的羌人豪帅们，会更有武力扩张舒适空间冲动。讽刺之处在于，将之征调于边境保卫帝国安全的举动本身，很多时候就是羌乱的直接导火索。在两汉王朝与羌人的恩怨中，先零羌的的命运颇具代表性。早在汉武帝时期向西扩张之时，先零羌就是羌人诸部中最为强大者。西汉平羌战争中最具代表性的“赵充国平西羌之战”（公元前61年），汉军所面对的主要对手亦为先零羌。
在东汉名将马援再次击败这个顽强的反抗者（公元35年）后，先零羌被分散内迁至陇山东西诸郡，成为东羌的代表。公元107年，先零羌首领滇零在北地郡自称天子，串连从陇右至西河各地的羌人部落，向三辅地区发起攻击。公元184年冬-189年间凉州再次爆发羌乱。这一次生活在陇右先零羌又再次成为了羌乱的参与者。狭义的 “凉州羌乱”所指向的便是这场羌乱。
单从这场凉州羌乱的发起时间来说，无疑是被东部黄巾之乱的所触发的。不过结合刚才的解读你会发现，连绵不绝的西北羌乱耗费大量帝国财力、增加农民负担方是关东民乱的深层次原因。以此来说，将中央之国拖入三国时代的原因并非黄巾之乱而是羌乱。事实上，不在大历史层面探究战略因果，仅就触发东汉王朝崩溃的直接原因来说，归因于凉州羌乱同样比黄巾之乱亦更有说服力。
然而这口锅实则并不应该由“羌”而是由“凉州”来背。观察借凉州羌乱而崛起的军事集团，大家会发现无论借由这场动乱起家马腾、韩遂都并非是羌人。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于都有着显著的凉州属性，且与羌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出生于籍贯关中（陕西扶风）出生于陇西郡的马腾，母亲即为羌人；身为金城郡人氏的韩遂，亦一直在当地为官。借平息凉州羌乱起家的董卓也是陇西郡人，年少时特别喜好与羌人豪帅结交。
董卓是如何借平息羌乱起家的问题，会放在后面再行解读。这部分内容要解决是的凉州意识形成及割据特点的问题。内迁羌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使之虽然不时举兵起事，但终究在政治上难有大的作为。先零羌那次在北地自称“天子”的举动，已是最大的一次政治作为。与此同时，长期身处动乱前线，又让世居于凉州尤其是陇右地区汉朝官民，拥有比其它州部更强的武力值和地方意识。那些从帝国其它地区调驻于此的官员，不仅处理复杂民族问题时缺少经验，更难以让本地官吏信服。
在共同的地理背景下，凉州意识开始取代民族差异。羌人逐渐意识到，在无法与整个帝国为敌的情况下，在熟悉凉州事物的地方官吏中寻找代言人，会更容易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日后的三国博弈中，那些出身于凉州的将领会更容易取得羌人的信任（比如姜维）；反过来眼见帝国风雨飘摇的凉州地方势力，也需要借助羌人来壮大自己的实力的影响力。由此导致的一个现象是，凉州羌乱的起因是虽然羌人借帝国无暇西顾之机起事，但很快便与地方官员和军事将领聚合在一起，将动乱演化成为了“凉州之乱”。
那些更有资格与帝国中央谈判的原汉朝官吏，成为了凉州之乱的最大受益者。比如韩遂就是这样被金城羌人主动推上领袖位置的；稍晚加入叛乱马腾，最开始的身份也是汉阳郡招募来平息羌乱的地方将领。将汉朝地方官吏推上前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在“凉州羌乱”变性为汉羌结合的凉州之乱后，以韩遂、马腾为代表的凉州军事集团几次尝试攻击行政标签为“三辅”的关中地区。只不过相比此前同样这样做的先零羌，清君侧（具体为诛杀把持朝政的宦官）的旗号要显得这些行为显得更有“正义性”，更容易作为谈判筹码。从结果上看，韩遂、马腾二人的确也因此而洗白身份，成为东汉王朝正式认可的地方诸侯。
关于韩遂与马腾时而结盟、时而为敌二人的关系，通过三国演义大家都很熟悉了。以诸侯割据的模式来说，必定各自有根据地。那么他们在凉州又是如何分配地盘的呢？其实前面的内容已经透露出相关信息。作为金城人氏的韩遂基本盘在包含当下甘肃省会兰州及青海省会西宁的金城郡。占据这个位置，除可以将金城所辖的河湟谷地作为根据地以外，还可将身后河西四郡作为势力范围；在汉阳郡起家的马腾家族，则以渭水上游河谷为根据地向下游的关中平原扩张。
无论韩遂还是马腾，崛起的背后都离不开羌人的支持。结合三国地理篇对凉州的解读，以及东汉对东、西羌概念的划分，你会明白韩遂所争取到的是塞外西羌，马腾家族的影响力的则在塞内东羌。以地缘政治价值来说，后者要高于前者。毕竟东羌的分布范围是跨越陇山渗透至关中的。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被朝廷招安之后，韩遂被封为官职较低的镇西将军回到金城，而马腾却被封为官职更高的征西将军留在了关中。与其说这是朝廷的意思，倒不如说是二者根据自己的身位，得到的地盘。
马腾能够得到较好身位，与它的出身有着直接关系。其本身是关中人氏（陕西省咸阳市兴平县），父亲是在陇西为官定居后娶羌女生下了他。这使得马腾家族即能取信于羌人，又能在关中、陇右两地获得认同。正是有了这双重地缘优势，马腾和马超两父子进入政治舞台中心角逐的欲望，较之以塞外西羌为后盾的韩遂要强烈的多，也更希望在在凉州军事集团中获得主导权。
除了被东、西两羌所认可的马、韩两股本土势力以外，混合属性的凉州在三国时代还诞生了第三股割据势力—义从胡。所谓“义从胡”指的是从归附的羌人、匈奴等部族中招募的军事力量。比如曹操后来就从南匈奴中征调丁，以“义从胡”之名编入军队。出于“以夷制夷”策略，早在公元88年，负责凉州羌务的“护羌校尉”即着手组建一支羌胡属性的部队，史称“湟中义从胡”。
在凉州动乱不止的东汉王朝，西汉隔断羌胡的战略已然失败，部族杂居现象十分普遍。以至于后来无法分清其区别的观察者，只能将西北地区的边缘民族笼统的称之为“羌胡”。湟中义从胡就是这样一支以镇压凉州境内羌乱为主要目标，所组建的羌胡属性的常规部队，其成员包含有匈奴、羌人乃至当年月氏西迁后遁入河湟的小月氏人。至公元184年的这场凉州羌乱时，这支雇佣军属性的军事力量，俨然已成为凉州羌乱中的胜负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