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黄巾之乱主战区示意图
第三回 凉州羌乱
汉王朝对中央之国版图的最大贡献，是将视野延伸到了天山南北。此后历代王朝在西域的存在虽时断时续，但这个记忆开端却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对于在祖先崇拜信仰熏陶下， “自古以来”意识强烈的中国人来说，这些历史记忆让他们很难割舍这片土地，哪怕它暂时看起来会成为内地省份的财政负担。在所有能够帮助人们回溯那段记忆的证据中，1995年出土于新疆尼雅古城的汉代蜀锦护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因其预言般的文字而倍受世人瞩目。如此祥瑞若是放在王朝时代，甚至可以让帝国皇帝更改改年号以示庆祝。
鲜为人知的是这块织锦其实只是半块，属于另一位战士的那半块护臂上还有三个字—平南羌。每个王朝在末世之时都会遇到内忧外患叠加而来的困扰。二者又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为了抵御外患而不得不在内部征收更多资源，由此透支的内存和激起的民变又反过来削弱王朝抵御外患的能力。通常情况下，中原王朝外遇到的外患主要来自于长城以北，不过拖垮东汉王朝的“外患”却是来自于西北的羌乱。
以当代的国家概念来说，将羌乱视为外患并不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说法，因为那部分让东汉王朝感到头痛的羌人，在当时已经被纳入了王朝的统治序列。事实上即便是以匈奴为代表的北方游牧者，很多多也以不同的形式接受东汉王朝的统治，甚至内迁至长城以南。从这个角度说，“羌乱”的属性应该和“黄巾之乱”一样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将之视为外患更多是放在当时的认知背景下，无论将之称为西羌还是西戎，对坚守“华夷之辩”者来说，始终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
不过将华夷之辩单纯理解为血统观亦是有失偏颇的。类似韩愈所说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说法，在华夏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共识，更何况真从血统角度来说，原始西羌本身就是所谓华夏民族最重要的基因供给者。在面临更复杂民族融合问题时，华夏认同已然演化成为了一种文化认同。大到天下终归一统的政治意识，小到依中原习惯改变姓氏，都是这种认同感的体现。
到底应该将羌乱定为外患还是内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羌乱并非只出现在东汉末期，自汉武帝出于断匈奴右臂目的将帝国疆界延伸到河西、河湟之后，就必须面对羌人不时的反抗。如果再从整个中央之国的层面往前追溯，你会发现秦人乃至更早的周人，在黄土高原的成长期就是一部与羌人的博弈史。而伴随着华夏文明的成长和中央之国的扩张，那些不愿意接受中原习俗的羌人，活动范围开始越来越向西偏移。
羌乱对于两汉来说都是一种挑战，但对比下来东汉王朝所受的影响却要大得多。在整个东汉王朝存续期间，仅大规模羌乱就有不下五起。这种变化的产生与东汉两个地缘政治调整有关：一是政治中心的东迁；二是羌人的内迁。先来说说政治中心东迁的影响。以长安和洛阳为两京，是自周王朝以降至隋唐时的通行做法。对于崛起于黄土高原的王朝来说，这种东西并重的做法即可稳定自己在关中的基本盘，又可通过洛阳延伸在中原之地的控制力。只是正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不管是将都城定为两个还是更多（历史上还有五都的设定），始终还是有一个主副之分的。
由于权力中心分别定位于长安和洛阳，后世将两汉分别标注为西汉和东汉。这种选择上的差异倒不是在评判两京的谁更重要，而是取决于两汉的崛起之路有所不同。被项羽分封为汉中王的刘邦，在暗渡陈仓后拿下关中作为自己的根基之地。此前因善待秦人所积累的认同感，使之可以背靠关中复制秦国的崛起之路；崛起于南阳、依托关东豪强起家的刘秀，则认为洛阳更能够帮助稳定基本盘。倘若季汉属性的蜀汉政权能够北伐成功的话，大概率也是会以长安为主都。
权力中杻的位置对关注方向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将都城定位于洛阳，帝国中央客观上对中原的变动会更为敏感些。东汉王朝能够在内部矛盾重重的情况下，迅速作出对策压制爆发期的黄巾之乱，与洛阳直接承压有着直接关系（虽然这种对策后患无穷）。反之当凉州地羌乱不止时，态度就容易发生动摇。以至于在王朝后期一直有放弃陇右，将陇山作为防线的声音。
显然即便长安和关中地位有所下降，放弃陇右的代价也是不可承受的，这将使得富庶的关中变成前线板块，并由此成为分裂者的根据地。这种声音的出现，更多是暗示着凉州对于帝国的重要性已经没有西汉那么高。虽然通过继承前朝的地缘政治遗产，东汉还在西域设置有“西域长史府”的管理机构，甚至对匈奴延续着战略压制之势，但无论是凉州还是西域，客观上都已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阶段。
单纯从解决羌乱的角度来说，放弃陇右也无助于解决问题，因为这一时期的羌人并不只分布于陇山以西地区。迁移人口一直是地缘融合的重要手段，甚至是最立杆见影的手段。比如西汉在征服河西、河湟、河套等地之后，就向这些地区强制迁徙了大量人口进行农业开发。除这了种被称之为“移民实边”的外迁政策以外，还有一种则是将被迫投降或者主动归顺的边缘部族内迁。这样做为了打破其原有的部落联盟关系，也方便就近监控。
早在西汉王朝时期就有迁徙羌人的做法。不过当时只是将之安置在金城、陇西等凉州的边郡的塞外部分，规模也较小。考虑到这些地区原本即为羌人世居之地，这种做法在当时更应定性为一种对臣服羌人的怀柔政策。就像汉武帝在河西之战后将归降的浑邪王、休屠王部，将之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辖地塞外部分并建立“五属国”一样。即让这些边缘民族有相对较好的生存环境，又能为帝国安全提供的缓冲。
到了东汉时期，随着中央政府在西北控制力的下降，长城终不再成为内迁范围的底限。兼具农、牧双重属性的羌人，被大量内迁至塞内。不仅陇山以西、河西以东的凉州诸郡被大量迁入羌人部落，陇山以东的北地、上郡、西河等郡乃至关中的三辅地区都散布有羌人的安置地。基于这一特点，原本被统称为“西羌”的羌人，被东汉王朝以边塞为界分割西羌和东羌两部分。大体上生活在陇山东西、渭水流域的羌人属于东羌范畴；生活在金城郡、河西四郡、河首地区的羌人属于西羌范畴。
在整个黄土高原上内迁羌人，使得羌人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这种做法固然体现出“分而治之”的原则，但内迁并不代表主动同化。要知道即使在中央集权体系下，帝国中央的所能直接委派的官员，调配极限仍然只能到县一级，这一特点被形容为“王权不下县”，县以下则需依靠地方自治。基于文明属性，这种地方自治主要依托的是宗族势力。这意味着那些内迁羌人的最基层管理，仍然必须依赖其有的氏族关系。这一模式固然降低了管理难度，却也让内迁羌人更难被环境所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