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通不甚便利的古代社会，尤其是农业社会背景的中央之国，正常情况下某地发生疫病也不会大面积扩散。问题在于天灾之后带来的饥荒现象，往往会迫使求生的灾民流向其它地区。在这个流动过程中，如果有疫病发生就会发生大面积传播现象。受迅速攀高的死亡率影响，恐惧又会驱使民众进一步逃向其它地区。武汉在2020年春节前后所发生的新冠病毒传播事件，用血淋淋的教训告诉人类：在指数级传播模型之下，即便只有少数患者接力完成这条传播之路，也足以造成致命的影响。
如果一个地区的民众受灾之后能够迅速得到救济（包括有序迁徙），将很大程度降低疫病扩散的风险。即便疫病已经发生，用强制禁绝人口流动的方式亦能加以控制。事实上鉴于人口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而无论基于什么原因出现流民都将增大管理的难度，将人口固定在土地是一直是历代中原王朝所秉持的方针。只是当国家机器已因矛盾累积而变得异常迟缓时，在普遍求生欲的驱使之下，一切都会变得不可控。
技术角度看，太平道和符水并非真的能治疗瘟疫，真正起到作用更多是人体自身的免疫力。不过作为一种安慰剂，信仰和符水也并非一无是处。最起码可以让信众不再因恐惧支配变身为流民，而稳定的情绪和规律的生活亦对免疫力的提升有正面效果。至于那些饮用符水后病情没有得到缓解的民众，同样不会有损太平道的威信。将他们归因为心不够诚，会让最终活下来的信众更加坚信拯救自己的是信仰和符水（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换句话说只要你喝下了这碗符水，无论是生是死都可以成为太平道信仰有效的证据。
这套足以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理论，让太平道和后世那些仿效者，总能够借乱世迅速收获一大票信众。身为冀州巨鹿郡人氏的张角，并不是东汉第一个策动民变的领袖，甚至不是第一个用符水治病的宗教领袖，但他却是最有野心和抱负的一个。与那些着眼于解决眼前矛盾的起事者不同的是，张角从传播太平道开始时就抱着谋定天下的目标。
历史记载，张角是在公元170前后开始布道，仅仅用了十余年的时间其信众就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从地理角度看，太平道的触角可以说是延伸到中央之国在长城以南、南岭以北的所有第三阶梯地区。这一分布特点即印证了太平道的传播能力，也反映了在这个地势低平的地理区间，官府更加难以通过控制官道而阻止流民的移动。为了将这些已经在意识形态上归一的信众组织起来，张角将分散在各地的信众依地域共分置为三十六方，各方均设“渠帅”一职进行管理。与符水相配合的还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政治宣言，这样做可以让信众们知道，他们加入太平道所收获不仅是活着的希望，还有机会活得更好。
仅仅将信众组织化还远远不够。即便拥有上百万的信众，太平道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还是显得很弱小，尤其洛阳身后还有半个中国并没有受到太平道的影响。有鉴于此，张角一开始就制定了直取洛阳的战略。首先筹谋的是暗中在洛阳积极发展信众以为内应，尤其是能够进出宫室的宦官和禁军。依托太平道已在洛阳外围形成的巨大影响力及那套“上承天命，下救黎民”的宣传，这一策略的实施卓有成效。
其次为了毕其功于一役，太平道并没有准备在所有信众分布区同时举事。在东汉的行政区划中，负责东向拱卫洛阳的是归属司隶的：河内、河南三郡，这两郡与山西高原南部的河内郡合称为“三河”。在与河内、河南两郡相接的冀州、兖州、豫州、荆州四州同时起事并向洛阳方向进军，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了完成这一战略，那些无法为一斩首计划直接服务的地区，信众们在战前即已秘密向上述接近洛阳的区域集结。比如在举事之前，就有数万来自荆扬的信众被潜往位于冀州最南部的邺城（邺城为太平道的传教中心）。从这些信众能够如此大规模、大范围的流动可以看出，帝国统治机器已然处于失控状态。
以太平道所拥有的资源来说，上述计划堪称完美。只是如此大规模的筹谋，完全不暴露的机率是很低的。由于消息提前被泄露，太平道在洛阳所联洛的内应们被提前清除，得知事情败露的黄巾军被迫将起事时间由三月提前至两月。为了应对这场处在爆发期的民乱，帝国中央除调集各路人马进剿之外，还在拱卫洛阳的八个关口设置“八关都尉”以为最后一道防线。这道终极防线最终并没有在黄巾之乱中发挥作用，与河内、河东两大缓冲地相接的那些州郡成为了双方残酷厮杀的主战场。
随着那些被黄巾军夺取的城邑相继被收复，尤其是张角兄弟的败亡，东汉王朝前后花了十个月时间算是成功的渡过了最危险的爆发期。为了庆祝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汉灵帝在当年12月大赦天下并将年号更改为“中平”，这次改制亦成为这场民乱的分水岭。此后则多年间全国各地又有数十起以黄巾军名义起事的民乱。比较知名的有以中山国故地主根据地、活动于太行山地的“黑山军”；在河东郡白波谷（山西襄汾县永固乡）起事，向北侵扰太原郡、向南为乱三河地区的“白波军”；以及以青州为本部，劫掠兖州、徐州的青州军。只是与之前政治目标明确的张角相比，这些散发的民乱无论真的与太平道的残余势力有关还是纯粹为托名，都已不再有颠覆王朝的抱负和力量。
能够如此快速的度过最危机的时刻，得益于东汉朝廷做出的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允许各地征召“义兵”，并自由选择攻击各地的黄巾军。“三国”概念的源头人物：曹操、刘备、孙坚三人皆是受益于这一政策，得以在第一时间培养自己的武装力量并在东汉政治舞台崭露头角。其中在收复南阳郡治宛城战役中立下大功，进入荆州发展；曹操则领军在颍川郡解救了被黄巾军围困的官军主力（皇甫嵩部/长社之战），开启了在大河之南的崛起之路。
相比孙坚、曹操二人皆因平乱之功得到郡守级别的官职，获益相对较少。除了起点较孙曹二人要低以外（孙、曹二人在参战之前都已有官职在身，刘备为白身），还与刘备并没有在主战场出现有关。在涿郡募得数百人的中山靖王之后，并没有南下参与冀州战事，而是向北参与了幽州战事。由于并非属于黄巾军围攻洛阳的重点地区，幽州黄巾军的力量并不强大，更像是一支借势而起的偏师。一直到四年之后，刘备才因这个二线战场所积得的小功而获得了一个县尉之职（后升至平原县令）。整个过程中最大的收获，反倒是培养出了关羽、张飞这两个左膀右臂。
豪杰们固然凭借他们的个人能力，在这个乱世中各领风*，但真正支撑他们存在的，却是各地方豪强。在曹操、刘备、孙坚和其他力量的身后，你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豪杰们希望建功立业、豪强们希望保一方平安，散发的民乱让朝廷不得不坐视地方武装继续坐大，并给予他们正式的管理权。只是当黄巾之乱的销烟渐渐散去之后，那些希望帝国重回一统的士大夫们终于发现，真正的混乱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