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能够从大历史演化层面审视三国时代的存在时，对这个时代的解读也就赋予了新的意义。与其说触发这个时
代的是一群头裹黄巾的农民，倒不如说是地方豪强们蓄积以久的力量借机得到爆发，并借助三国朝代进化成能够直接左右权力归属的“门阀”。至于魏、蜀、吴三国，乃至最后看似摘了果子的晋王朝，倒像是被豪强们选择的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的三国时代无异于一场“豪强盛宴”。
第二回 黄巾之乱
引发一个王朝崩溃的理由有很多，除了给末代帝王戴上“昏庸无道”的帽子以外，因灾致乱的理由更是有永远不会缺席。一般认为触发黄巾之乱的直接原因，便是连年大旱导致的粮食欠收。然而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来说，包括水灾、旱灾、蝗灾、地震等类型的灾害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把视线放在那些王朝盛世，同样会看到很多灾难的记载。根据不完全统计，东汉时期见诸于史册的自然灾难就有将近400次。
并不是每一次灾害都会涉及到同一片土地。以记录最为完整的京都洛阳为例，其在1个半世纪时间中所遭遇的自然灾害约为百次。以此为数据为参照的话，仍然称得上是多灾多难。这意味着政府应对灾难的能力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从更高层面来说，这些频发的灾难以及由此形成的救灾能力，客观上还是促成中央之国形成的基础原因。
农耕是文明产生的基础，通过驯化粮食作物提升土地的产出，人类方有可能在一个地区聚落更多的人口，并让一部分人脱离第一产业去发展文明所需的其它要素。对“水”的利用和治理，是扩大耕地数量和提升人口数量的重要手段。考虑到人类在自然力面前的渺小，任何一项水利工程的实施势必都必需在团队合作的基础上进行。而这种组织行为所催生出来的文明类型被称之为“治水文明”。
治水文明理论可以完美解释为什么大禹领导治水之后，能够帮助华夏文明从部落联盟跨入广域王权国家行业。在进入国家阶段之后，以治水为代表的灾难治理能力，亦是考察政权强弱的最重要指标。国家所收取的赋税如果没有救灾功能，那么政权的基础必将岌岌可危。鉴于很少会发生全国性灾害，中央政府还可以在某个地方受灾之时，从那些未受灾地区调配资源（包括让受灾地区民众，迁徙到未受灾地区就食），客观上增强各地区之间的地缘联系度及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感。
简而言之，表面看是某个王朝在末世总会有大灾所激起的民变，本质却是中央政府调配资源的能力被削弱。或者政府应对灾难的能力不足而不是灾难本身，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这种控制力的减弱需要一个过程，民众被政府治理能力的失望，也会有一个时间累积，爆发之前的那场天灾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索。
以黄巾之乱的发生时间来说，灾害本身甚至都不是导火索。根据历史记载，在黄巾之乱暴发之前的公元183年、182年夏天的确出现了旱情，不过历史记载其实还有一条，那就是公元183年其实是个“大有年”也就是大丰收的年份。换句话说，准备在184年春天起事的太平道信徒们，在谋划之时的境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惨。
诚然，东汉王朝在末世所遇到的这次民变，是在很多基础性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的。除了在王朝初年没有归零前朝所累积的土地矛盾以外，东汉的确在天时上也有些不济。根据研究，东汉开国之后不久全球气温就开始呈下降趋势，至黄巾之乱时正好处在最低点。虽然此后有差不多有一半的历史时期，年平均气温比这个低点还要更低，但好与坏从来都是比较出来的。
比之西汉时期的气温高点，东汉末年的气温低点降幅超过3度。这种被称之为“小冰河期”的气温下降现象，造成的一个重要影响是极端天气发生的概率升高，进而造成粮食整体减产。历史记录也告诉我们，东汉比之西汉的灾害发生频次要更高，王朝后期亦要比前期更多。这一趋势的存在，无疑对中央政权调配资源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幸之处在于，东汉王朝在这个能力上又有些先天不足。
虽然类似黄巾之乱的民乱，出现几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就黄巾之乱本身的技术特点来说还是很值得一提的。许多人在观察历史时都会有个疑问，奴隶或者农民的数量往往要远多于统治者，为什么会甘于接受自己的命运。那个大家应该都听过的筷子的故事，可以帮忙解开部分疑惑。弥留之际的老人通过一根筷子容易折断、一把筷子不容易折断的试验，告诉子女们团结有多么的重要，但故事却没有告诉读者将彼此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到底是什么。
血缘关系是将人类聚落在一起的最原始纽带，筷子的故事中老人所希望孩子能意识到的正是这层关系。放在社会进化层面看这个问题，由血缘凝结成的初级群体即为“氏族”。只是单纯靠血亲凝结所能聚落氏族，管理极限一般只能到数百。随着若干氏族结合为部落，再进化成部落联盟、国家，组织形式亦随之一次次的进化。
在人类每一个阶段的进化中，都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在无形中起着作用，它就是“意识形态”。抛开“意识形态”这四个字被赋予的特定政治含义，它本质所指的一种观念、认知的集合。以此来说共同的兴趣爱好、对事物的观点乃至对某位明星的认同感都可以算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而将华夏文明凝结在一起的“祖先崇拜”意识，算得上是最早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组织作用的意识形态。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以祭祀为表现形成的意识形态凝结，与军事能力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
宗教是比祖先崇拜更具普世性的意识形态，相比更依赖于血缘纽带的祖先崇拜，更容易兼容不同的种族，这点从宗教在西方文明史中所发挥的作用便可看出。从这点来说，华夏文明由祖先崇拜演化而来的“家国”模式的反倒是有些异类。借助东亚半封闭于旧大陆的地缘位置，这种略显原始的组织模式是发展出当下这般大而不倒的体量。虽然在扩张影响力时的兼容性欠佳，但却胜在自身极强的稳定性。
在祖先崇拜这根意识形态主线之外，宗教同样在中央之国的文化乃至政治史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力。在所有试图以宗教为意识形态武器谋求政治诉求的大事件中，太平天国是最近的一次，而以“太平道”发展信众的黄巾之乱则是这一模式的开端。与拥有更多强力手段辅助管理的合法政权相比，一穷二白的“民变”要更为依赖意识形态武器。如果用中国古人可以理解的语句来释读这件武器就是对民心的收服。
太平道用以收服民心的基础手段被称之为“符水治病”。东汉高密度的天灾及由此所产生的瘟疫，是太平道得以迅速传播的自然环境背景。所谓瘟疫即为时下所称的传染病，现代医学告诉我们疫病的载体是细菌或者病毒。这意味着天灾乃至因灾死亡的之人并会不直接产生瘟疫。然而天灾之后发生瘟疫的概率却的确要比正常时期要大，因为现代医学还证明了一个古老的常识，对抗传染病的最好办法仍然是隔离或者说降低人口流动性。天灾则会在客观上加速人口的大规模无序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