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义的卫藏同样可以分为三部分，不过这三部分并不是由南向北而是由西向东划分的，包括阿里、后藏、前藏三个板块。其中前藏地区对应现在的拉萨市和山南地区；后藏地区对应的是日喀则地区。两个板块的共同特点，是皆位于雅鲁藏布江河谷。至于位于整个板块西端的阿里地区，其核心区所在是印度河的上源“狮泉河”（阿里地区的行政中心为狮泉河镇）。
印度河与雅鲁藏布江的共同特点，是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北麓，然后绕过这条世界最高山脉注入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其中下游在印度被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的雅鲁藏布江，覆盖了大部分喜马拉雅山脉北麓地带。受益于河谷通道对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导入（所造成的较高降水），以及相对较低的纬度与海拔，喜马拉雅山北麓尤其是雅鲁藏布江河谷，成为了整个西藏的农业中心。这让卫藏地区在历史上有足够的人口和经济优势，向安多和康巴地区延伸影响力。
这条能够接收印度洋水气的农业带，在地理上是由北部的冈底斯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与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包夹而成。而在冈底斯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与更北部的“羌塘高原”之间所生成的谷地，大部则为内陆湖所覆盖，只有东端因怒江源头的存在，属于外流区。基于这一特点，我们可将之称为青藏高原的“大湖盆地带”。
受降水和温度影响，当下为那曲、阿里两地区所辖的大湖盆地带，在经济上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就其本身的情况而言，东部怒江外流区的降水和草原条件，较中西部内流区要好得多。由于行政上归属于那曲地区，这片怒江源属性的草原亦被单独称之为“那曲草原”。事实上，在喜马拉雅山北部的农业带，同样存在这种东部环境优于西部情况。这一特点也帮助以拉萨为中心的前藏地区，成为了整个高原的政教中心。
与拉萨地区隔分水岭相望的“那曲草原”，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草原，新疆的伊犁草原并称为中国四大草原。除相对优质的草原资源以外，更重要的是它的区位优势。在大湖盆地带之北矗立的是无人区属性的“羌塘高原”（又名“藏北高原”）。这片面积约为60万平方公里的高地，是青藏高原上海拔最高的地理单元，可谓是“屋脊上的屋脊”。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喀喇昆仑山脉等著名高大山脉，都是它的边缘山脉。
如此险峻的海拔，使之成为了人类生存的禁区。以藏羚羊为代表的野生动物，才是这片高原的主人。整个羌塘高原向南所对应的是大湖盆地带的内流区，而那曲草原所处的外流区，却正好处在羌塘草原的阴影之外，与唐蕃古道、茶马古道相对接。这意味着与拉萨近在咫尺的那曲草原，不仅能够为卫藏地区的扩张提供机动力，还可直接打开通往安多和康巴地区的大门。
归纳下来，兼具农牧优势加上羌塘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在南北两侧提供的地理保护，让卫藏地区有机会在较少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独特地缘属性，并将之透过唐蕃古道、茶马古道向安多、康巴地区扩张。同时这种地倾东南的倾向，亦拉近了整个西藏与中央之国核心区的空间距离，为二者在政治上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只是基于青藏高原那令人望而生畏的海拔，这个融合过程注定是十分漫长的。至于三国时代的那些英雄们，对这片土地的了解程度究竟有多高，就要等到进入历史线后再进一步深入了。
历史篇
第一回 豪强盛宴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公元184年（甲子年），一场席卷大半个中央之国的动乱，猝不及防的将汉帝国拖入了弥留状态。说猝不及防其实并不准确，即便没有东汉哲学家王充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冷”的感悟，人类也应该有足够的经验意识到问题没那么简单。虽然更注重揣度人心的文人们总喜欢将一个王朝的覆灭，归因于某个帝王将相的不作为或者乱作为。
充当最大背锅侠的往往是王朝最后一个皇帝，运气“好”的话还会有一位祸国红颜帮他一起分担。好在透过《三国演义》的普及，中国人大都对汉献帝的悲剧人生抱以同情，这口锅一般会落在汉灵帝身上。不过要是再深究的话，混乱的种子其实早在王朝伊始时就已经埋下。尽管东汉王朝认为自己的权力源自于当年的高祖刘邦，但大多数人还是东、西两汉应该算两个王朝。毕竟那位在当下被全新定义为改革家的王莽，对西汉王朝统治体系的破坏是毁灭性的，刘秀实际是在一片废墟之上重建新的王朝。换句话说，如果认定王朝伊始就埋下的混乱的种子，那么为此承担责任的并不是刘邦而是刘秀。
人口和土地是支撑国家存在的两大要素。对于一个农耕文明背景的帝国来说，能否有效运转取决于它对人口和土地的控制力，取决于能不能建立一套良性体系将更多的资源集中起来。在中国古代的语境下，这种资源征收体系被称之为“税赋”。所谓“税”本意指的是以农田为计算基础所征收的农产品，这点从税字的“禾”字旁便可看出；“赋”的本意则是以人口计算基础征服的货币。最初是用来直接支付军费，这点体现在赋字由“贝”、“武”二字所组成。
除了税赋以外，对人力的直接征用也是农业帝国运行的基础手段。这种手段被称之为“役”。税、赋、役这三种形式，能够从土地和人口两大基础要素入手，最大限度的将一个国家的可利用资源集中起来。最早系统性推行这套资源集中系统的是被“商鞅变法”改革过的秦国，秦国亦因此将中央之国带入了帝国时代。如果以上述三种形式的征收对象来分类，并以“税”字来作通用名的话，不管历代王朝在名称上如何变化，其实都可以将之归类为“财产税”和“人头税”两种。其中赋、役都可以归类为“人头税”，由于人头税的征服对象主要是成年男子，又被称之为“丁税”。
在人类改造自然手段不足的自然经济时代，人口是最大的资源。人头税是集权力产生的重要手段。从这个角度看，你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商鞅变法能够帮助秦国在六国中脱颖而出，而这套换汤不换药的帝国运行体系又为何能在中央之国运行了两千多年。时至今日，除了部分国家还有国民参军的义务以外，人头税几乎已经从人类的生活中消失。这也是为什么在中文中，“税”成为了政府征收资源的通用名，而“兵役”二字还留存于世的原因。
能够从工商业活动中获取足够的税收，以及工业力量让人力不再成为最重要资源，是人头税几近消亡的两大原因。然而对于将“重农抑商”视为一种信仰的中央帝国来说，在能够真切感受到世界已经被工商力改变之前，并没有改变商鞅模式的动力。毕竟在自然经济的背景下，这套模式的集权效率实在是太过强大，理解起来的难度也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