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属性的“草原总督区”后来演化成了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海拔是这两个游牧民族分化的主要原因。吉尔吉斯草原大部处于以伊塞克湖为核心的天山山地，哈萨克草原的主体却是低地属性的七河地区与哈萨克丘陵。一直到十月革命时，今天的哈萨克人还被称为“吉尔吉斯人”，在高地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则被称为“卡拉吉尔吉斯人”。只不过在后来苏联的民族身份确认中，中亚低地游牧民族变成了“哈萨克人”，而高地游牧民族则垄断了“吉尔吉斯人”这个标签。
以农业绿洲为核心的“突厥斯坦总督区”，及俄国在农牧分割线以南征服的其它土地，生成了中亚五国中的另外三个成员。汉朝曾经征服过的，位于锡尔河上游“费尔干纳盆地”中的大宛国，河中地区的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城，都是这片绿洲农业区的知名历史地标。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中亚民族结构的复杂性苏联时期的行政划分，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两国有部分领土亦延伸至了农牧分割线以南；而这里说的“农业区”与类似属性的土地一样，同样在绿洲边缘和山地上，有着畜牧经济作为重要补充。不过找到这条隐藏的农牧分割线，已经能够帮助解读很多历史谜团。这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找到中央之国历史上在中亚地区的控制边界。
在中国出版的历史地图中，曾经剑指西域的汉、唐、清三王朝在西域的控制边界，都指向同一样湖泊—巴尔喀什湖。如果中原王朝的控制力，能够稳定指向这个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新月形湖泊，估计“西海”之名很有可能会落在它的头上。只不过与曾经的“北海”（贝加尔湖）一样，这个西海的最佳选择最终都没有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单纯讨论巴尔喀什湖的历史归属并没有意义。这个东西长度超过600公里的湖泊，显然应该是一些河流的终端湖。由于巴尔喀什湖的北面为海拔仅数百米的哈萨克丘陵，成就这一湖泊的主要是来自东、南山地的五条河流，由南向北包括：源于天山山脉的伊犁河、卡拉塔尔河、阿克苏河、列普萨河；以及源出准噶尔西部山地的阿亚古兹河。除了这五条西北向注入巴尔喀什湖的河流以外，在伊犁河之南还有两条独自没入沙漠的河流：楚河和塔拉斯河。这些受益于天山及其附属山地的河流，所覆盖的区域便是刚才提到的“七河地区”。
由于天山以西一直到大西洋沿岸都没有高大山脉阻隔，而向东向太平洋方向则间隔有青藏高原、黄土高原等高地，来自大西洋的暖流气流较之来自太平洋方向的暖湿气流，要更容易到达中亚地区。在这些西方水气的帮助下，七河草原成为了整个中亚草原的最精华所在。尤其是上游深深插入天山腹地，拥有更多集水区的伊犁河。这条在中亚流量排名第三的河流，不仅比七河中的另外六条河流加起来流量还要高，更是凭一己之力将西巴尔喀什湖变成了淡水湖。
既然七河草原面向欧洲方向是一路坦途，那么历史上有没有可能来自欧洲的高加索人种，会更先进入这片土地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匈奴崛起之前，控制七河及整个中亚草原的原本是被中国史书称之为“塞人”的欧洲游牧者（在欧洲有斯基泰人、西徐亚人等族名）。在农牧分割线以南的大中亚地区，进行农业开拓的最初也都是由这些欧洲游牧者所转换的。
欧洲游牧者能够占得这一先机的根本原因，倒不是因为他们的东征之路更为平坦，而是在于他们更先驯服了“马”这一古代社会最重要的骑乘工具，以及更先获得金属冶炼技术。随着历史的推进，当以匈奴被起始点的北亚蒙古人种游牧者，开始熟练掌握这两项技术，并通过与中央之国的战争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后，欧亚草原上开始呈现出“东风压倒西风”的态势。在亚洲游牧民族一轮又一轮的西迁之后，“黄祸”成为了欧洲人挥之不去的恶梦。
尽管欧洲游牧势力逐渐势衰，但他们的基因去并没有消逝。欧亚两大游牧民族在中亚地区的博弈，造成的一个重要地缘后果，是形成了黄白混血的突厥语系民族。换句话说，最初的突厥语族民族在人种属性上原本是黄种人，但在一次次迁入中亚后，与原本世居于此的高加索人种相混合成为了混血民族。鉴于突厥语族民族是由北向南完成渗透，使得越靠近蒙古高原的中亚民族，在种族上便会呈现越多的黄种人基因；反之则呈现出越多的白种人特征。将中亚最北部的哈萨克民族与南部的塔吉克民族放在一起对比，就能明显感觉到这一差别。
张骞出使西域时，正是欧亚两大游牧民族在中亚博弈与混和的开端。这位汉朝使者最先得到的信息是原本定居于河西走廊的月氏人，在被匈奴驱赶至中亚后，击败塞人成为七河草原的主人。而当他历尽千辛万苦抵达七河草原后，却又发现曾在河西走廊败于月氏的乌孙人，又联合匈奴击败月氏成为了七河之主。
在七河草原坐大的乌孙，后来成为了汉朝对抗匈奴的重要盟友。只是这个强大的游牧国家，并不像南疆、东疆那些绿洲小国一样，能够被视为汉帝国的属国。这意味着无论是汉朝所建立的“西域都护府”还是东汉建制的“西域长史府”，都不能说将帝国边界扩张到了七河地区。
唯有从土地上生长出的作物，才能让华夏文明感到心安。基于这一地缘特点，在中原王朝庇护下的丝绸之路，主线还是跨越天山，将中亚-西域的绿洲农业区连接起来。那些丝路名城，也基本都是依托于某个农业绿洲生成。然而这也并不代表，中原之国在中亚草原上没有延伸过控制力，毕竟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中央之国真正算是对七河地区及承天山北麓实现控制，始于击败了东、西突厥的唐帝国。做到这点之后，唐帝国在西域设置的“安西都护府”得以将控制线延伸到天山北麓，由此才会有李白出生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事件发生。由于“北道”之名已被天山南麓的汉丝路北道所占据，随之诞生的沿天山北麓横穿伊犁河谷一路向西的丝绸之路，被后世称之为“新北道”。
客观说，将控制力延伸至北疆和七河地区这些草原地带，对于中央之国来说并非历史常态。在控制这一地区后，唐帝国曾为管理这片中亚草原设置过名为“北庭都护府”的行政机构（公元702年—791年），但并没有坚持太久还是彻底放弃。此后一直到能够再次控制蒙古高原清帝国时期，才再次将控制力延伸至巴尔喀什湖。
当俄国凭借工业之力向中亚地区扩张之时，七河及其以西的中亚草原地带，如轮回一般又一次为西来的势力所控制。值得庆幸的是，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和深深插入南北疆之间的那半个伊犁河谷，在那个全球性地缘政治重组阶段，得以留在中国版图中。当中国开始重视自己的边缘属性，努力打造成为一个陆、海兼备的“边缘国家”时，能够同时意识到自己还是一个兼具东亚、中亚属性，能够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拥有重要地位的“一类地缘政治板块”。对比在这一项上几乎一无所得（除了部分克什米尔以外）的印度，你更会感到这一结构的珍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