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连接汉中与川中的“米仓道”之外，川东还有在唐朝声名大震的古道—荔枝道，能够与秦巴谷地相连。“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杨贵妃与荔枝的故事称得上家喻户晓。提到荔枝，大家首先想到的这是岭南产物。苏东坡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成为了岭南荔枝的最佳宣传语。不过贵妃所食的荔枝可不是岭南所产，要知道从长安到南岭的直线距离超过1000公里，交通距离约为1500公里。荔枝在自然状态下“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身在长安的贵妃倘若一定要吃岭南荔枝的话，八百里加急也是吃不到鲜荔枝的。
杨贵妃所吃的荔枝实际产于四川。时下盆地南端的乐山、宜宾、泸州一线仍产有荔枝。由这些地区采摘新鲜荔枝送往长安，交通距离可以缩短到800余公里。以唐朝驿马传输的最高要求，日行600里来说（约合270公里），杨贵妃能够在吃到采摘后三天的荔枝，只是新鲜度会有所欠缺。当然，这位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的美人，最终还是吃到了更新鲜一点荔枝。这是因为唐朝的气候比之现在要更为温暖。不仅盆地南沿有荔枝产出，川东岭谷内亦能产出荔枝。具体来说是重庆主城区东部的涪陵一带。
荔枝道由涪陵向北延伸，比之由泸州等地出发，可以大约再缩短半日路程。整体线路由长江北岸出发，借助岭谷通道北上后，在四川省达州市借助渠江东源“州河”进入大巴山与米仓山相接之地，然后在隶属陕西省汉中地区的镇巴县转入汉水水系。此后北上的荔枝会经停汉中盆地与安康盆地间的“西乡盆地”（为汉中市西乡县所有），并最终透过直指长安的“子午道”穿越秦岭。
广义理解荔枝道的话，包括有从重庆至西安的整条线路，狭义理解的话则可仅用来指向穿越大巴山脉的这段古道。作为狭义荔枝道在大巴山脉南北麓的两个节点，西乡与达州分别在两汉建制有隶属汉中郡的“南乡”县，与隶属巴郡的“宣汉”县。渠江东源的“州河”亦以“不曹水”之名被记录在史料中。这让人不由得猜测，荔枝道是否在两汉三国时期，就已发挥过重要作用。
然而纵观整个历史时期，这条在唐朝声名大振的古道，却并没有为军事家所青睐。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整条道路的绝大部分都在复杂山地中盘桓。传输一封急信或者荔枝固然可用，但用做大军通行实是有些勉强。只是荔枝道的存在，终究还是成就了沿线城市，尤其名字本身就为“通达”之意的达州。虽然在重庆从四川析出时，地级市属性的达州市，与它覆盖的荔枝道沿线地区被留在的四川境内，但其身处川东岭谷北端位置，以及广义荔枝道的走向，仍然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它川东板块的地缘属性。
既然重庆所代表的川东纵谷，在北线拥有一条直通陕西的通道，那么在南线与云贵高原对接的问题上，是不是也可以绕道为蜀地所控制的南夷道，打通一条自己的南向地缘扩张之路呢？答案是肯定的。刚才提到的那个位于重庆主城区东部的“涪陵”，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视线中。在解读武陵山区的结构时，这座以盛产榨菜而闻名的城市，已经被定位过了。它能够出现在地缘政治舞台，自然不是因为榨菜，而是基于其乌江、长江交汇的地理位置。
在两汉时，涪陵的名字叫作“枳县”。以之为基点溯江而上，两汉及蜀汉在乌江及其支流郁江河谷设置了：涪陵、汉葭、丹兴、汉复等县，并将之归入益州范畴。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涪陵并不是位于乌江与长江的交汇地，而是位于是位于乌江与郁江相交之地，即现在的重庆市彭水县。以古涪陵为中心，蜀汉在乌江流域建制出了“涪陵郡”。这与时下重庆在这一地区的辖区如出一辙。
渝中半岛所控制的嘉陵江口与涪陵所控制的乌江口，长江水路距离约为150公里，控制这两个节点，再借助长江左岸的嘉陵江及右岸的乌江水系，当年的巴人和现在的重庆，可以将地缘影响力向南、北两个方向扩散。由于乌江下游可以被视为武陵山区与贵州高原的地理分割线，重庆通过乌江水道所辐射的控制力，不仅可以向武陵山区延伸，还可以向贵州高原延伸。考虑到乌江横亘整个贵州北部，这一延伸路径似乎更应该偏向于贵州方向。
然而无论是当年隶属益州的涪陵郡，还是现在的重庆市东南部，其所覆盖的区域都更多属于与湖南地缘关系更为紧密的武陵山区。这意味着在地缘联系上，较之南面的贵州高原，川东板块与之东面的武陵山区联系要更为紧密。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倾向，当年的巴人还有什么秘密武器与蜀人对抗，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益州11 巴盐与三峡
资源也能拉升一片土地的地缘潜力，就像波斯湾周边那片荒芜的沙漠，因为出产石油而不时牵动着世界神经一样。当年的巴人也有一件资源武器—食盐。在中国很多地方，食盐都被称之为“盐巴”。盐巴里的这个“巴”字指向的就是巴人。
盐对于人类及国家财税的重要性自不必多言。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盐是从海水中提取的。海盐的确是食盐的重要来源，不过你有没有想过，那些不沿海且与沿海地区没有贸易关系的人类，又是怎样获取食盐的呢？实际上，食盐除了海盐以外还有岩盐、池盐井盐等品种，这些品种大大丰富了食盐的分布范围。然而这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出产食盐，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盐与金属一样成为了重要的战略物资。
所谓岩盐就是古代海水或者咸水湖干涸之后，结晶成矿产生的矿盐。而池盐、井盐、海盐都是融于水中，需要通过日光曝晒或者熬煮蒸发水分后结晶成盐。其中池盐产自于天然咸水湖，这种生成于内陆并被用来提炼食盐的咸水湖，在古代中国被称之为“盐池”。生成于山西运城地区的盐池“解池”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盐池，早在西周时期解池之盐就已大规模开采。春秋时晋国之所以雄霸一方，甚至能够从中分解出战国七雄中魏、赵、韩三国，便有解池之功。
井盐则是抽取深藏于地下的卤水炼制而成。四川中南部的自贡市，是中国最重要的井盐出产地，早在东汉时期就已开采。甚至“自贡”这座城市，都是在1939年出于控制这一重要资源的需要而设置的（合“自流井”和“贡井”之名）。这种为了控制某一重要资源，而在行政上予以特别对待的情况，在之前的内容已是屡见不鲜。包括位于大小凉山之南的攀枝花市，亦是一座因钢铁而兴的新兴城市。
虽然资源型城市总难免遇到资源枯竭而面临的转型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能够拥有某项特殊资源，都足以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改变自己的地缘政治地位。2000多年前巴人所控制的食盐资源，在天然形态上属于比较特别的“盐泉”。这些富含盐份的卤水即不像井盐一样需要钻井开采，也不像一般的盐池那样静处于地表，接受阳光和季风的洗礼，而是如山泉一般从山间缝隙不断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