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型内陆终端湖中，这种一咸一淡的配置并不鲜见。毕竟在不能帮助海水变咸的情况下，内陆河经年累月从上游带出的矿物质，也总要有个地方沉积。这使得大部分的内陆河终端湖，都呈现出咸水湖的物质（比如青海湖）。不过如果地理条件允许，内陆河的终端同样可能蓄积出淡水湖。这需要河流在最终的归宿地找到两个相邻的湖盆，将矿物质更多沉积在地势较低湖盆中，而让连而不合的另一个湖泊实际变成一个活水属性的中继湖。除已经消失的居延海以外，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伊犁河的终端湖“巴尔喀什湖”，以及中印争议地区的“班公湖”身上。
显然，内陆河要是能够在终端蓄积出半个淡水湖，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来说要有利的多，而地缘博弈的重点自然也是在淡水湖部分。历史上，居延泽与额济纳河之侧发生过无数历史事件。其中最为知名的有两件：一是汉飞将军李广的儿子李陵，以五千步卒出居延塞北击匈奴。最终在阿尔泰山余脉性质的“浚稽山”与为匈奴所围。且战且退的李陵领军杀伤上万敌军后，在距居延塞仅百里之处（中蒙边界之北）终为匈奴所俘；二是上世纪在今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驻地东南25公里处，发现的西夏“黑水城遗址”，让西夏王朝第一次如此真实的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两汉的行政区划中，合黎山以西至两河交汇处的黑河下游，归于酒泉郡所辖，以补足北大河绿洲的不足，额济纳河与居延泽则划归张掖郡。鉴于后者孤悬于沙漠中数百公里，防御起来的难度实在太大。西汉并没有在此进行太多的移民开发工作，而仅仅建制了一个居延县。整个黑河及北大河绿洲之北，更多是定位为军事区，以军队来进行战术性防御。这种不得已设计的问题在于，一旦中原王朝的对外扩张力不足，缺少属地化常住居民突出部将极易被放弃。同样面临这样问题的，还有深入游牧之地的后套平原。在后来的历史中，明朝便因此放弃了对这两个地理单元的控制。
地理上远离农耕区，是居延泽乃至整个河套平原当下成为自治区的底层原因。当然，孤悬于沙漠之中的额济纳河与居延泽，无法支撑稳定的农耕经济，并不代表没有办法成为中央之国的一部分。农耕文明与游牧者之间，亦非没有办法找到相处模式。至于东汉王朝在控制这些可农可牧的边缘之地问题上，又采取了哪些措施，这些措施又是否完美。等到进入历史线后会详细解读。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拉回到北大河畔的黑山身上，去看看这座不起眼的山体又有什么特别之处。
说黑山不起眼是跟祁连山脉相比，但与其左右一系列东西排列的低山中，黑山还是挺显眼的。在它的东南方向，还有一个体量较小，被称之为“文殊山”的丘陵，与之一起固定北大河的流向。在黑山的西侧，祁连山之水开始向西北方向偏流，并在天山余脉“马鬃山”（又称北山）作用下，向西合汇流而成疏勒河注入塔里木盆地。
在疏勒河以东的祁连山麓，河流整体都是在向北部的蒙古高原流淌。从这个角度说，向西流淌的疏勒河算得上是一个异类。造成这一变化的最大地理因素，是青藏高原轮廓，在黑山附近开始出现了重大改变。简单点说，黑山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在它的东侧，固定青藏高原边缘的祁连山脉，是西北向东南向延伸；而在黑山以西，青藏高原的边缘山脉呈现的则是东北-西南北的走势。身处这们一个转折点上，又有靠山与祁连山之水滋润，你很难想象黑山这样一个分水岭，在历史上会被政治家和军事家们所忽视。
这么有特点的一个节点，显然应该有一座关城与之相配。真要选择构筑关城的话，
“两山夹一谷”结构的黑山与文殊山之间是最合适的。这段北大河河谷有一个地理名称—“石关峡”，仅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它的确如我们推测的那样，成为过河西道上的重要节点。不过石关峡在两汉时却并没有成为门户。这倒不是说它不重要，而是因为通过对匈奴人的不断打击，当时的中央帝国已经能够将控制力延伸到蒙古高原和天山南北，包括将长城向这两个方向延伸。在这种情况下，石关峡的重要性，被更西部的玉门关、阳关等名关所掩盖。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石关峡终究还是迎来过自己的高光时刻。如果我说出这个节点的另一个标签—嘉峪关（明嘉靖年间），相信大家马上就能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说了。自16世纪初，明王朝开始战略收缩后。作为明长城的起点，嘉峪关和它所位于的石关峡，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至清雍正年间），不仅充当着河西走廊的门户，还成为整个中央之国的西大门。另一个高光时刻，出现在上世纪中叶。原本的嘉峪关并非是一个行政区，而是酒泉治下的一个军事堡垒。一如四望峡之于兰州、旱平川之于靖远的长期地缘定位一样。1965年嘉峪关正式设市， 6年后的1971年确定为与酒泉平级的地级市。
与嘉峪关的崛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敦煌在行政上的没落。如果将两汉的郡与当下的地级市等同视之，你会发现河西四郡中的：武威、张掖、酒泉三郡，都还在与它们所依托的绿洲一起，延续着自己的地缘政治地位，而依托疏勒河兴起的敦煌当下却只是一个县级市。考虑到嘉峪关和黑山之于北大河流域边缘的位置，并且500年前河西走廊的防线曾经从敦煌退至嘉峪关，这很容易让人感觉是不是嘉峪关取代了敦煌地缘政治地位。
事实并非如此，年经的嘉峪关市最初是从相邻的酒泉、肃南两县划入少量辖地而成立的，目前则是全国仅有的几个不设区县的地级市之一（而且是最早的一个），总面积仅有不到3000平方公里。地处甘肃省最西部的，面积超出嘉峪关十倍有余敦煌市，却是属于酒泉地区。换句话说，嘉峪关本质只是插入酒泉地区的一个特殊点。考虑到“地区”本身并非宪法认定的正式行政区，设置它的初衷是为了在省、县两级行政区中，起到承上启下作用。嘉峪关这种体量的地级市出现，并不符合常理。
“天下第一雄关”的美誉并不足以让嘉峪关突然崛起。真正助力它行政升级的，是中央之国对于工业化的渴望。上世纪50年代，深藏于祁连山中北大河河谷，经勘探发现了中国西北最早的大型铁矿—镜铁山铁矿。依托这一资源，随之了成立酒泉钢铁公司，并开始筹备为之提供战略保障，并能置于更高级别行政区控制下的嘉峪关市。换句话说，与同一时期“铜城”白银、“镍都”金昌的出现如出一辙，成就嘉峪关的并不是它的地缘位置和绿洲，而是它的“钢城”属性。
如果说嘉峪关的崛起更多是一个意外，此类资源性城市到底能支撑多久，亦要打上个问号的话，那么敦煌的没落，则有更多地缘上的必然性了。下一节，我们将走进敦煌，去看看成就了莫高窟的这片土地，与河西走廊的其它兄弟板块相比，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