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黄土高原森林草原”属于农耕者的舒适空间，但游牧者同样有机会从中找到草场放牧他们的牲畜。理解这背后的原因，能够帮助我们解开一个谜题，那就是为什么曾经散布于黄土高原的羌戎部落，会经常被误解为“游牧民族”。然而实际上这种归类并不准确，既然有部分土地适合耕种，并且农耕能够让土地承载更多的人口。生活在黄土地带的羌戎民族没有理由，不在自己的经济结构中融入部分的农耕因子。这混和性同样出现在农耕民族身上。今天，在降水不太充足的黄土高原上，农民们仍会通过放养小规模畜群，来利用那些无法耕种的土地。
此外，农耕文明的边界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的。探索农耕文明的地理边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期间充满着与游牧者的博弈。如果将基本属性为农耕的华夏文明，历史认定为5000年的话，那么这一探索的时间跨度长达3000年。一直到2000年前，汉王朝将连续农耕区的外沿扩张到极限十五英寸等雨线，甚至通过灌溉技术运用，将与核心农业区相连的绿洲农业带，如河西、河套都拿下时，农耕文明在东亚地区的边界才算真正弄清…
回到羌人的问题上来。相信很多中国人，都能列举出几个北方草原政权的代表性君主来。最起码成吉思汗的知名度，应该不会比秦皇汉武更低。然而说到羌人政权和知名领袖，能够说出一二的就不会太多了。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羌人的生存环境及存在结构，与在欧亚大草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有很大的差异。羌戎民族在生存环境上，要更为依托河谷地带，并且在生产方式融入了部分农耕成分。
河湟谷地并没有生成大型冲积平原，沟壑纵横是它的地理特点。而在黄土高原，除去以关中平原为代表的几个大型盆地以外，其它部分同样表现为沟壑纵横状。生活在这些河谷中的羌戎部落，彼此间即有共同性但又存在一定独立性。依托原始的森林草原地貌，以及相较蒙古高原更多的降水，羌戎民族很早就开始尝试农耕。而那些掌握了初级农业技术，并率先迁徙到大平原地区的部族，逐渐融合演变成了后来的华夏族。
典型的羌人部落，会依托一条河谷农牧。以游牧经济要求来说，需要年复一年的在生长期各异的草场中转场。整体环境越恶劣，转场的次数就越多、范围也越广。由于海拔和地形的原因，山谷中存在的不同的气候小环境，使得羌人部落有机会在一条山谷中找寻到适应各个季节的牧场。比如春季时利用山地向阳坡带的干旱草原放牧；夏季再转场到海拔更高、气温更低的草场避暑及利用生长期较晚的牧草；天冷之后再到相对温润河谷深处躲避严寒。
除了可以在一条河谷中满足游牧需求以外，在温度及水资源都符合农耕需要的河谷平原，羌人也会开辟农田。只不过一般并不会精耕细作，而是采取粗放的刀耕火种方式。在播种季节洒下作物种子后，等到收获季节再前往收割。为自身和畜群获得额外的粮食补给。正因为如此，羌人的原始属性更应该被认定为“农牧民族”。
经济上的农牧兼备对羌人来说是好事，也是坏事。说是好事，是因为他们不用像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那样，过着典型的逐水草而居生活。储存那些在河谷平原收获的粮食，更是增强了他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说是坏事，则是在每条河谷都有可能自成体系的情况下，羌人部落兼并融合成为一体的难度，要高于北方游牧者。以西汉初期生活在河湟谷地的羌人部落来说，大大小小不下二百个之多。而如果不能结成同盟，就很容易被拥有中央集权体系的中原王朝分而治之，或者各个击破。
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还让羌人较之典型游牧民族，更容易受到土地的束缚。蒙古高原上的草原政权可以周期性的从漠北启程，跨越千里攻击长城沿线。如果在漠南遭遇中原王朝反击，又能当即选择穿越戈壁回到漠北。但让羌人放弃赖以生存的河谷，做如此大范围的迁徙却要困难的多。这同时也让他们更容易与强大的对手达成妥协。
从汉朝的角度来说，对河湟的羌人实施间接统治又何尝不是一种妥协呢？除了更容易用政治手段招抚以外，汉帝国没有急于直接统治河湟之地，还在于农牧结合的羌人，较之匈奴人更为为富足。在汉军对羌人发动的历次战争中，动辄就能俘获数以十万计的牲畜。要知道北方游牧民族之所以会常规性的侵扰农耕民族，很大是因为生产方式决定了游牧者难以储存物资。一旦雪灾等恶劣气象，让那些活着的财产大量死亡，向农业区寻求补给几乎是必然的选择。相比之下，在温润河谷地带农牧的羌人不仅能够自给，还能有多余的粮食用于出售和交换。
当然，以河湟谷地的农业潜力，如果让精耕细作的中原移民前来经营，势必会有更多的产出。问题是人力是有限的，尤其是在河西绿洲，需要大量移民囤固边的情况下。只要羌人愿意置于汉朝的管控之下，河湟的地缘潜力同样可以为汉朝所用。一个距离现在比较近的案例，是后来的清王朝在屠灭盘北疆的蒙古准噶尔部后，向具备农业开发潜力的伊犁河谷上游，迁徙了不少来自南疆的绿洲农业带的农民，以为当地驻军提供粮食补给。
然而羌人过于分散结构虽然不利于结盟，但并不代表不能结盟；汉王朝可以用外交手段分而治之，匈奴同样有可能说动羌人一起来攻掠汉朝。尤其汉帝国跨越黄河之后，的确进一步压缩了羌人的生活空间。公元前63年，匈奴遗使与羌人中最为强大的先零羌联络，试图夺回河西走廊、打通羌胡通道，后者随即秘密与其它羌人部落结盟。并向汉朝提出北出湟水，到汉朝那些不能耕种的土地上游牧。
从方位上来说，先零羌所要求的游牧之地，直接指向的是庄浪河谷。单从从经济角度看，这个建议并没有什么问题，毕竟汉朝向边塞的移民主事农耕。在这个农牧交界之地，还有大量草场被闲置。问题是前面我们说了，庄浪河谷是隔绝羌胡、连接陇右与河西的关键之地，汉朝在此建立了令居塞并置护羌校尉于此。而在河西之战前，庄浪河谷原本是先零羌的领地。有观点认为，令居这一地名的来源便与“先零（令）”有关。从这个角度说，先零羌比其它羌族部落更有欲望从汉朝手中夺回失去的领地。
就算不知道羌人暗通匈奴、秘密结盟的事，先零羌的这一要求也足以引起汉朝对羌乱再起的担忧。早在公元前112年，当时的先零羌就曾在获得匈奴的支持后，联合其它羌人部落，对汉朝控制下的河首之地及令居塞发动过进攻。汉朝于次年在河湟之地设置亭驿，加强对河湟谷地的控制，正是这场平羌战争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后果。
在汉朝明确拒绝先零羌的要求后，后者并没有听从，而是继承按原计划渗透到汉朝控制下的郡县中游牧。公元前61年，在经过一系列摩擦之后，汉朝决定派名将赵充国领军，由金城出四望峡，溯湟水而上彻底解除羌乱。史称“赵充国平西羌之战”。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都知道新疆尼雅遗址（也就是精绝古城）出过一块绣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织锦护臂，但不一定知道这块被裁作护臂的织锦其实还有一截，上面绣着三个字—讨南羌（鉴于汉朝已经征服了河西走廊，河湟谷地的羌人也被称之为“南羌”）。这块全称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的织锦，大概率就是为赵充国出征河湟而织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