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秦人在被迫迁往西垂之时，原本覆盖整个陇右黄土地带的是属于西戎体系的部落。即使你不知道这些部落的文化特点，也能感觉到与之原本相隔几千里的秦人，与之在各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作为异类的秦人，选择在黄土高原的最边缘地带求生存，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护自己。最起码当他们遭遇攻击时，可以选择迅速转入秦岭避险。
异类的属性，使得秦人在定居“汉源河谷”后，一直处在与西戎部族的战争中。在秦非子因善于养马，而被周王朝升级为附庸并带领部分族人迁往陇东之后，留在汉源河谷的老秦人还一度被西戎部族所族灭。后在周天子的支援下，秦人得以兴复故土，并逐渐成为整个西垂之地的霸主。不过3000年前被迁徙到这片极边之地的秦人，应该没有想到在“汉源河谷”的这段成长经历，竟然帮助他们在800年后击败最大的对手楚国，成为天下之主。
无论从土地属性还是气候环境来说，位于秦岭北麓的汉源河谷都属于“北方”范畴。这使得秦人在扩张时优势会优先考虑黄土高原方向。不过最初选择定居于此的秦人，应该还不知道西汉水的最终走向。穿越秦岭之后的西汉水，与从中、西秦岭山脉间流出的故道水汇合后，变身成为了纵贯四川盆地东部的嘉陵江，并在重庆境内注入长江。这意味，汉源河谷与当时被称为巴蜀之地的四川盆地之间，存在一条可以连通彼此的天然通道。汉源河谷亦可被视为，整个陇右高原通往四川盆地的跳板。
可以这样说，基于汉源河谷的地理属性，秦人是整个黄土高原乃至整个北方地区，与长江流域地缘最为接近的族群。在汉源河谷定居的秦人，无疑会在后来的岁月中，逐渐了解到他们与四川盆地之间，存在一条能够连通彼此的的战略通道。至于到底是什么时候搞清这一点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秦人后来的确利用嘉陵江通道征服了巴蜀之地。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秦国与楚国在战国的胜负手是四川盆地。在夺取四川盆地，尤其是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蜀地之后，秦军不仅获得了一个巨大的粮仓，更可以顺流而下攻击位于长江中游的楚国。后人对一个立足于黄土高原的诸侯，能够抢在楚国之前得到位于长江上游蜀地多有困惑。在了知晓“汉源河谷”的长江水系属性，并了解过秦人在汉源河谷的生存经历后，相信大家对这一结果的产生会有更多的感慨。如果说当年老秦人们选择在一片长江流域属性的黄土地上开始，是一种偶然的话，那么数百年后利用汉源河谷作为进入长江流域的跳板，就带有必然性了。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三国时代后，汉源河谷及与蜀地相通的嘉陵江走廊，险些再次成为影响天下归属的关键先生。不同之处在于，这次最想利用这条战略通道及汉源河谷这块跳板的，是来自蜀地的力量。如果你知道“汉源河谷”所代表的这片黄土高原，还有一个更为知名的地标时，就不会为我这样说而感到惊讶了。对于一条纵横于山地的河流来说，河谷两侧必定存在与之相依相生的山体。而与汉源河谷相伴而生的这段山体，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三国故事中最知名的一座山，它就是“祁山”（具体位于河谷的北岸）。
经过演义的渲染，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曹魏的故事可以算是家喻户晓。虽然事实上，诸葛亮并不是每次北伐都由祁山而出，试图先拿下陇右高原再图关中，但经过前面的解读，大家应该明白祁山或者说汉源河谷的特殊地理属性，使之有能够充当改变蜀汉命运的关键点。
胡马羌笛—凉州2河首之地与秦人在陇右的扩张
尽管秦人早在3000年前就已经在陇右立足，但一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人都未能控制整个陇右高原。这一点可以从“秦昭襄王长城”的走势看出。历史上秦国有两次大规模修筑长城的行为。一次是公元前272年，当时的秦昭襄王攻灭了盘据于陇东高原的“义渠戎”。在消灭秦国在黄土高原的最大威胁，整个长城由陇右高原中部，经萧关北入陇东高原北，向陕北高原北部延伸。这便是又称“战国秦长城”的秦昭襄王长城。另一次则是大家所熟悉的，半个多世纪后（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蒙恬所筑的“秦长城”。后者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将原来的秦、燕、赵长城连起来，构筑成一条完整的西、北防线。
秦昭襄王长城的走向可以帮助探究，战国时期秦国在陇右的势力范围。纵观秦昭襄王长城在陇右高原的走势，你会发现它大体就是沿着渭水与黄河的分水岭在走，将“西垂”之地及跨越陇山的萧关、陇关置于身后。不过总得来说，这条西南、东北走向的分水岭，防御方向还是北方。想要将秦国的土地完整置于长城的保护下，还需要有一段能够与秦岭紧密相连的南北向长城，充当秦国的西大门。
一条北向注入黄河的河流—洮河，成为了秦国西大门的选址。在黄河的一流支流中，洮河是仅次于渭水的第二大河流。如果说渭水能够在这场比拼中拔得头筹，是因为黄土高原和秦岭的贡献，那么成就洮河的主要是青藏高原。洮河发源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西倾山东坡（西倾山为昆仑山脉的最东端山体），向东流淌400余公里，然后在岷山与秦岭相接处的甘肃省岷县转而向北，由青藏高原与秦岭间的缝隙穿出进入黄土高原，并于今甘肃省永靖县注入黄河。
公元前4世纪初，一直在渭水流域苦心经营的秦国，终于溯渭水而上突破至与渭水源头近在咫尺的洮河河下游地区。原本生活于洮河河谷的是一支被称之为“狄戎”的边缘部落。之所以用这个兼具南、北边缘属性的名字命名，是因为“狄戎”与秦人一样，并非属于原来的西戎民族，而是周初时从晋陕大峡谷一带迁居而来的。这意味着，在华夷五方的定位中，其原本的族群属性为北狄。
基于这一历史背景，秦人在征服狄戎之后，将在洮河下游建制的行政区命名为了“狄道”，当下则为甘肃省的临洮县”。为了将洮河打造成秦国的西部防线，秦人还在位于洮河中下游转折点，也就是现在的岷县设置行政区。容易引发混淆的是，秦人在当下岷县位置上所建制的行政区，才是最初“临洮”，及至我们正在展开的三国时代，这一名称仍在沿用。诸如此类地名易位在历史上十分常见，其理由大致都与前面解读过的“武昌”之变类似。
相比之下探究这一地区变迁的过程，更吸引我们目光的是，秦国在洮河河谷的经营情况。对于一直担忧西垂安全的秦国来说，南北向的洮河是一条不错的天然防线。为了增强其防御力，秦国在修筑战国长城时，将当时的临洮（岷县）定为了起点，沿洮河东岸向北延伸至狄道北，然后转向东南方向，与沿黄河、渭水分水岭修建至渭水源头处的长城相接。
如此依托洮河河谷及河、渭分水岭而修筑的长城，为秦国的西垂地区打造了一条能够将从西、北两面抵御戎狄攻击的坚实防线。但这样的设计同时也告诉我们，秦国当时并没有控制住整个陇右高原。从地理角度来说，如果想将陇山以西那些适合耕种的黄土之地，尽数纳入版图的话，需要将防线推进至黄河沿岸。以秦国在战国后期的实力来说，并非做不到这点。问题在于，秦国在陇右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战略目标只是为了消除西部边缘部族对关中平原的威胁，然后集中全力与关东诸侯博弈。而这一目标在击败义渠戎并修筑陇右长城后已经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