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那些逝去的往事，对于我们了解整个地区的地缘史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但对于当年占据于此的曹魏政权来说，更重要的还是利用豫州对孙权占据的荆、扬两州施压。有鉴于此，将谯县升级为陪都，并以涡水为核心建制“谯郡”，并不仅仅是一个衣锦还乡之举，还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设计。如果没有这层意义，即便是勉强进行政治升级也很快会被放弃。典型的案例是后来朱元璋基于同样的理由，将地位淮西的凤阳升级为“中都”，但这样一座对朱明皇室有特殊意义的城市，对当时已经统一的中央之国来说，却没有那么重要的价值，以至这个陪都很快便被放弃。
在一片大平原之地，河流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曹魏经营豫州和涡水的具体措施，在兴修水利和开挖运河。兖州部分已经解读过鸿沟的走向。这一工程以现在的开封为枢纽点，向西以原名“汴渠”，又名“官渡水”的运河，连接了河、济两水；向南则以时名“狼荡渠”的运河，向南连接了：汳水、睢水、涡水、颍水等淮河一、二级支流。在整个淮北水系打造出了一张沟通南北的水上交通网。
鸿沟工程的南部终点，位于汝南郡与陈国交界之处的“项县”，也就是以现在河南省项城市（当时为汝南郡地）。对这一工程的修复，使得曹魏能够将征调于北方的资源，透过颍水和涡水越过淮河，再沿东淝河等淮河右岸支流运送至淮西前线。比如公元前213年，曹操就曾经循这一路线南征东吴，并于战后返回谯县休整。在祭祀完曹氏先祖之后，曹丕还写下了名为《临涡斌》的文章（曹丕继位后，亦沿涡水而下南征过）。
除了对鸿沟主线的修复以外，曹操还曾着手疏通了开封至商丘的睢河上游部分，以便这条淮北大河能够与运河主线水路相通（由于商丘时名睢阳，因此被命名为“睢阳渠”）、然而修复这些纵横于豫州的水网，固然为豫州的发展及曹魏的扩张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能够同时用来对荆、扬两州渗透的汝水，看起来却还缺少一条与整个水网横向相连的运河。
不过我们都能想到，当时的曹魏政权也能想到。尤其是许昌看起来与汝水近在咫尺，如果两河之间的漕运只能转道淮河，显然是不能被接受的。公元225年，曹丕下令修通了连通汝水与颍水之间的“讨虏渠”。为从许昌征讨东吴，增加一条可供选择的水运通道。这条带着杀伐之气的运河，起自现在的漯河市郾城区（时名召陵），终于袁绍故里汝阳（今为商水县）。与1100年后元朝截断汝水北流，以“沙河”之名引入颍水的工程如出一辙。都可以被认为，是对上古河道的一种修复。
在进入历史部分后，会有具体的战例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些运河的作用，也会有更多在过往人文解读中被忽视，但却发挥着重大作用的运河工程，呈现在大家面前。下一节，我们将前往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天下之中，也就是汉朝的“司隶”板块，去看看它又能带来什么新的知识点。
京畿之地 1
严格来说，“东汉十三州”的说法并不严谨。这是因为东汉实际只划定了十二个州，外加一个环卫中央性质的“司隶校尉部”。尽管负责监察司隶地区的“司隶校尉”在职级上与各州刺史相当，但终究负责的是环首都地区，在官名和权力上都有所差异。一直到曹魏代汉之时，司隶校尉部才算是真正易名为“司州”，并根据新的地缘政治需求在范围上做了调整。正因为如此，将汉家天下称之为“十三州部”的说法会更为严谨些。不过这些名称上的变迁，并不妨碍行文中提前使用“司州”一名，来代指将要展开的这个特殊政治板块。
无论是封建体制还是集权体系，在都城之外打造一个能直接为王权所控的近环首都圈，都有其现实意义。这样一片靠近国都的土地，在古汉语中被称之为“畿”。与都城合在一起，被称之为“京畿”。从承接这一职能的板块角度来说，京畿板块的嵌入，一定程度意味着对旧有地缘政治格局的破坏。最现实的案例是当下由于北京的存在，河北的地缘结构变得支离破碎。以至于除了寄希望于首都反哺之外，没有办法完全立足自身需求而进行规划。
在两汉时期，因京畿之地嵌入而受到最大影响的是雍州，它的存在直接导致雍州之名从行政版图上消失，除划归中央的部分以外，其余大部整合成了凉州。另一个受到重大影响是的豫州。这个原本应该以洛阳盆地为起点，向东拥有大片河淮之地的中州，最终只能变身成为一个淮北属性的监察区/行政区。包括并州部分，其实也被挖走了西南方向的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
之所以一片京畿之地，会造成如此之大的行政区划变动，是因为汉朝所实施的是以长安、洛阳都所实行的“两京制”。每一个都城都代表着一个地缘地位极其重要的地理单元。其中长安所代表的是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的关中平原，滋生洛阳的是则平原面积仅为1000平方公里的洛阳盆地。仔细观察司州的轮廓，会发现很像热带鱼中的代表鱼种“神仙鱼”。要是用简笔画的方式来描绘的话，就是一个充当头部和身体的大三角形，加上一个充当尾部的小三角形。其中关中平原及其周边地区对应着西侧的大三角形，洛阳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则对应着东侧的小三角形。
再往深层次探源的话，这种将东、西两个重要地理单元，同时视作中央之地的做法，又与华夏文明的扩张路径，以及中央之国的地理结构有关。汉王朝并不是第一个在关中平原及洛阳盆地建都的王朝。以洛阳盆地来说，即便夏王朝的存在有疑问，但商、周二代在此建都无论从史料还是考古发现都是没有异议的。至于位于关中平原的长安，最初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时，则是以周王朝所建的丰、镐两城的形象示人（合称“丰镐”）。当然，不管是两京还是五京，总归还是要有个主副关系的。如果要从名字上争个短长，就是谁是首都、谁是陪都。
巧合的是，长安、洛阳两京在周、汉两朝的地缘政治地位，遵循着相似的演化路径。在王朝的前半段，无论是周王朝的丰镐还是汉王朝的长安，都更多充当着首都的职责，并且都已将洛阳定位成另一个都城。在经历一场剧烈的变故之后（周朝为“犬戎之祸”，汉朝为“王莽篡汉”），又都选择了在洛阳重建王朝。由于关中平原在西、洛阳盆地在东，将决策中心放在前者的这段历史，被后世称为西周和西汉；以后者为国都的历史，自然就是东周和东汉了。
从上述历史可以看出，无论对于周王朝还是汉王朝来说，关中平原和洛阳盆地都具备同等的价值。换句话说如果失去对任何一个板块的控制力，都意味着王朝的完整性受到破坏。从周、汉两朝的历史对比中，依然能够体会到这点。公元前710年，移驻洛阳的周天子，将西线抗击边缘民族的压力托付给了秦人。与此同时，也移交了关中平原的经营权。对于秦人来说，这是机遇也是挑战。苦心经营数百年后，秦人得以复制当年周人的扩张路径成为天下之主，并在丰镐之地打造自己的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