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认定岷江为长江正源，是因为成都平原的开发，使得中央之国很早就熟悉的岷江的走向。相比之下，在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蜿蜒折行了3000多公里，一直到四川盆地边缘才与岷江相汇的金沙江，则很少有契机让古人揭开它的神秘面纱。以此来参考，海洋河所指向的湘江西源，能够压倒潇水被认定为湘江正源，应该也是因为它在地缘政治层面发挥着更为显著的作用。基于两条河流所比拼的是通路价值，这意味着西源比之东源，在这个问题上更为价值更高。
事实的确如此，海洋河所指向的湘桂通道，在中国地缘史上曾经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一作用是通过一条叫作“灵渠”的水利工程具体体现出来。至于灵渠的具体功用，简单点说就是连通珠江与长江水系。类似的工程大家并不陌生，典型的如在兖州部分解读的：连通河、济、淮三水的“鸿沟”工程；及连通江、淮两水的“邗沟”工程。
这些沟通南北的运河工程，最早都是源自于诸侯相争的春秋、战国时期。鉴于先秦时中央之国的博弈舞台，主要限于长江、黄河流域，岭南还属于化外之地。连通长江与珠江水系的运河工程当时并没有动力计划和开挖。一直到秦统一中国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才通过一场战争凸显出来。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征召数十万人力，征伐越系民族所占据的东南丘陵地带。其中瓯越和闽越很快就平定，但在岭南地区秦军却遇到了大麻烦。 对于秦军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岭南的气候已经开始向热带过渡。由此带来了两个直接影响：一是热带气候容易产生很多北人无法适应的传染病。中国古代认为，这些传染病是通过丛林间蒸发出来的湿热雾气传播的，因此将此类地区称之为“烟瘴”之地；二是当地丛林密布。即便凭借军事优势攻占了那些重要城邑，那些不愿意臣服的越人部落，仍然可以依托这些丛林不断的袭扰秦军，尤其是截断秦军的补给线。
凭借人力和资源优势，占据核心河谷地区的秦军，并非不能打赢这场战争。然而在当地部族激烈反抗的情况下，秦军所需要的补给几乎不能从当地获取，需要从长江流域输入。问题在于，“水-路-水”的转运方式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以及更多的时间。更何况沿途还有土著部族的袭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选择一条北流的长江支流，和一条南流的珠江支流用运河将之对接，将极大的提高后勤保障效率。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运河的选址工作开始沿南岭一线展开。技术上看，打通这样一条运河要比之前的鸿沟、邗沟工程难度更高。这是因为，在黄河、济水、淮河、长江等四渎的合力作用下，华北及江淮地区的平原实际已经连为一体。这种地势固然让四渎水系在历史上频繁变道（尤其是受黄河影响的区域），但也让运河工程的开挖变得相对简单，最起码不用考虑翻越分水岭的问题。
在与山地相依的小型河谷平原，分水岭的问题会更容易凸显出来。此前解读过的“胶莱运河”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尽管胶莱平原的南北纵深，看起来已经足够摆脱山地的影响，但这样一条贯穿山东半岛的运河，实际挖通后还是会遇到分水岭附近河段水位不足的困扰。以至两度开通，两度被放弃。当然，以现在的技术手段来说，克服这一障碍并非难事。类似的运河工程是否开通，更多是要算生态和经济帐。
以南岭的结构来说，选址打通一条运河的难度肯定是还要高于山东半岛的，毕竟山东两大丘陵之间的距离算是宽的。但由于南岭本身也非连续性山脉，内部各部分相对独立的结构，又让连通两大水系的想法具备可能性。至于能不能把可能变成现实，说到底要看地球有没有在地质运动中，在南岭中抹平一条分水岭。幸运的是，越城岭与海洋山的相接处，在地势上能够满足挖通运河的条件。而海洋河所指向的湘江支流能够在历史上被认定为湘江正源，正是因为它处在这条通道的北端：
与海洋河隔分水岭相望的，是西江支流属于的“漓江”。提到“漓江”相信很少有中国人不知道。所谓“桂林山水甲天下”，成就桂林山水盛名的正是漓江以及海洋山。向南流淌的漓江，下游部分被称之为桂江，在当下的广西省梧州市汇入西江。“灵渠”工程的具体施工方案，是在海洋山与越城岭之间，挖通一条连通海洋河与漓江的运河。由于自宋朝开始至今，覆盖灵渠工程的行政区被命名为“兴安县”，这条具备重要战略意义的运河又被称之为“兴安运河”。
兴安运河的成功，不仅得益于大自然的恩赐，让这一个点位的地势不至于高到无法蓄水，还在于创造性的使用了 “水闸”。这些当时被称之为“陡门”的水闸，在功能和使用上与现代船闸无异。分布于灵渠中的36个陡门，能够帮助整个运河调蓄水量，保证船只顺利的通过。之前的内容还曾经提到过，汉王朝在改造汴渠工程时，就曾经借鉴了灵渠的“陡门”。使得这一原本受黄河水、沙困扰的运河工程，在维护和运营上变得更加的便捷。
灵渠运河是在公元前214年被成功修通。当年，在前线苦战5年的秦军便完成了对南越的征服。为了巩固这一胜利果实，秦王朝又强制征召了大量移民，沿诸主要交通线开发土地、构筑城邑。及至后来赵佗因秦王朝覆灭而闭关建独立性质的“南越国”，以及汉武帝再次征伐南越，将之重新纳入中央帝国的版图，都使得包括灵渠运河在内的主要越岭通道，进一步得到了开发。
为了有效管理这条运河，汉王朝并没有依分水岭原则切割荆、交两州的分界线，而是将整个运河工程及漓江上游的（桂林-阳朔段），划入了荆州治下的零陵郡。沿整个水路交通线，汉王朝在现下桂林的位置上设置了“始安”倒，灵渠之北设置了“零陵”县。后者最开始被认定为整个零陵郡的政治中心。与之相依的海阳山在三国时期亦因此而被称之为“零陵山”。事实上，“灵渠”一名也是始于零陵县的建制，用的是零陵二字中的“零”字（最初的名称为“秦凿渠”）。随着后来汉王朝将零陵郡的治所，迁移到潇湘河口的“乐陵”，并在隋朝年间正式将乐陵更名为“零陵”。与零陵一名渐行渐远的运河，也逐渐在口口相传中演化成了现在的“灵渠”之名。
变化的不仅仅是灵渠之名，在汉王朝以九州格局为基础划分天下时，岭南之地还属于未成消化的边缘之地。这使得包括：零陵、桂阳、豫章在内的长江中下游行政区，控制线都跨越分水岭向珠江流域有所延伸，以将那些重要的交通枢纽掌控在更核心的行政区手中。及至后来岭南彻底成为中央之国核心区的一部分后，更为符合地缘规律的分水岭原则，则又重新成为了各行政区之间划界的基本原则。只是在兴安运河这个点位上，情况却出现了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