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条路线，今天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如果你在这一地区定位106国道的位置，就能够理解当年的长沙城，是如何管理身在幕阜山中的“下隽”的。不过当年进占长沙的刘备，实际却没有办法对下隽行使管辖权。因为在诸葛亮引军攻取“荆南四郡”时，早已控制江西的孙吴政权并没有坐视自己的既得得益受损，而是透过长江和诸多山间走廊，将控制线越过“幕九连-罗宵山脉”的分水岭，向湘江流域进军。换句话说，刘备所得到的荆南四郡并不是完整的。最起码之前荆、扬两州的天然边界，在一开始就已经成为了孙权的囊中之物。
为了稳固这一成果，孙吴政权在湘水与湘赣分水岭之间做了一系列军事和行政布局。在三水交汇之地建 “巴丘城”，便是这些布局中的重要一环。在“汩修通道”的西侧，泗罗江与捞刀河源头相接地，也就是汩罗江在平江县东南的拐弯之处，孙权则以“汉昌”为名分设了一个县，以觊觎刘备控制下的长沙城（称帝后改名为“吴昌”）。在浏阳河上游，步步为营的工作同样也在展开。这条长沙第一大内河，原本的名字其实是“刘河”。由于孙权在刘河上游所兴建的城邑位于刘河之北，并依水北为阳的通例命名为“刘阳”（当下仍为浏阳县），这条原本顶着皇家姓氏的河流，才逐渐以地为名变成了“浏阳河”。
另一个被历史记录下来的细节，亦能证明上述三个新据点的战略重要性。赤壁之战后，孙权在拜周瑜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屯据江陵的同时，将巴丘、汉昌、刘阳三个在争夺荆南地区控制权的进程中，具有桥头堡性质的新行政区，与位于长江北岸，与赤壁之战有着密切关系的州陵县（具体关联在历史部分会详细解读），赐给了周瑜作为奉邑（奉邑指以收取赋税作为俸禄的封地）。很显然，这一做法的目的是为了将周瑜的个人利益，与主公紧密捆绑在一起。
尽管在受命后第的二年，周瑜就病故于巴丘，但孙权在湘江以东的这些卡位，所发挥的地缘政治作用却不会受到影响。这些打入长沙郡境内的钉子，使得刘备方面无法依照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将来自扬州的势力阻挡于分水岭以东。由于双方还没有撕破脸，用军事手段恢复荆扬两州原有的地缘平衡亦不可取。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再选一条天然边界的维持平衡的话，湘江成为了唯一的选择。公元215年，也就是赤壁之战结束后的第七年，孙刘两家达成以湘江为界分割荆州协议，史称“湘水划界”。
回到长沙的的话题上来。了解长沙盆地的结构，才算刚刚进入了湘中盆地区的大门。一般情况下，了解一个地理单元的结构，总是要找到它的中心。既然长沙盆地已经承担了门户的职责，显然就不再会是整个湘中盆地群的板块中心。不过也不用担心又要面对一个陌生的名词，因为在此充当地理中心的是一座你肯定听说过的山体—南岳衡山。
衡山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代表着中央之国的南方，还在于它被直接用来定位荆州的方位。《禹贡》中概括荆州地理方位时所说之“荆及衡阳惟荆州”中的“荆”和“衡”二字，所指的分别是荆山和衡山。问题在于，以荆山和衡山的位置，参考“山南为阳”方向批示，荆州的范围看起来都不会包括南阳盆地。更让人疑惑的是，衡山已然位于湖南的南部。以《禹贡》成书的年代来推断，即使要用它来定位荆州，也应该是将之作为南部的参照物，认定荆州处在荆-衡之间才对。
事实上，衡山并不止一处。比如秦统一六国之时，曾在后来汉之江夏郡的东部建制有“衡山郡”（后为汉之衡山国）。身处这个行政区内的衡山，曾在公元前106年接待过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只是就这个地理上归属于大别山脉的衡山，亦有两个争论不休的备选项，一说是是位于山脉东南边缘、安徽省潜山县境内的“天柱山”（又名潜山或皖山）；一说是山脉东南边缘、安徽霍山县境内的“霍山”。使得两地都认定自己才是最初的南岳。一直到后来隋文帝时诏定湖南境内的衡山为南岳，方算结决定了南岳的归属。
如果认定禹贡中所指的“衡山”位于大别山脉的话，那么吴头楚尾属性的江西就应该是荆州的一部分了。其实这些衡山都不一定是最初的衡山，最初的衡山位置有可能会更为偏北。五岳之于地缘政治上的意义，在于标定“天下”的范围。随着中央之国核心区的范围向南、北两个方向扩张，基于这个需求出现位移实属正常。就像北岳恒山同样从河北中部移到山西北部一样。从这个需求来说，湖南境内的衡山倒是比安徽境内的衡山更合适，最起码它可以帮助中央帝国的概念，扩张到更遥远的南方。
虽然与湘江相邻的衡山是不是最初的南岳存疑，但它在整个湘中盆地区的中心位置却是肉眼可见的。与周边方圆百里那些海拔数百米的丘陵相比，主峰高度达1300米的衡山，很难不被经略这片土地的人所重视。前面说过，所谓“湘中盆地区”实际是包含整个湖南中、南部地区。如果要进一步做地理分割的话，衡山将是一个很好的地理分割点。其南部为衡阳、邵阳、永州、郴州四地区所覆盖；北部除身为省会的长沙以外，还分布有湘潭、株洲、娄底三个地区。
当长沙、株洲、湘潭三个名称放在一起时，一些对中国城市化进程有所了解的朋友的脑海中估计会闪现出一个词—长株潭一体化。在地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每一个自认为有潜力的城市，都在尽力做大做强自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兼并重组周边城市成为了一条捷径。类似的概念还有陕西的“西咸一体化”（西安、咸阳融合）、广东的“广佛同城”（广州、佛山融合）、河南的“郑汴一体化”（郑州、开封融合）等等。
不管什么形式的融合，相近的地理位置、共同的地缘背景都是基础。下一节我们将聚焦衡山以北、长沙以南的这片土地，去看看东汉末年这一地区的地缘结构，与现实的规划之间有没有相合之处。
荆襄九郡8
对于一条河流来说，蜿蜒曲折是一种常态，在这点上湘江自然不会例外。在湘江所有的曲折中，造就湘潭和株州的这个弯曲是最有特色的。从浏阳河口溯湘江而上40公里，你就能领略到这个河弯的真容。怎么来形容它的走向呢？如果你把一个英文字母S逆时针90度躺倒，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由此形成的两片U形水道，从湘潭、株洲两城穿城而过。其中西面成就湘潭的这片河湾地，我们可称之为“湘潭湾”，将东面成就株洲的命名为“株洲湾”。
湘江在这个点位上的S形走势，让株、潭两城即可以将湘江当成内河，又同时隔江相邻。基于如此密切的地理关系，即使没有“长株潭”一体化的愿景，通过建设多座湘江大桥也可自然融合。只是这河湾双城与长沙的距离稍微有点远，以至于“长株潭一体”化进程，当下推进的并不算十分顺利。相比之下，围着T字形河口而兴的武汉三镇，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经典案例。在各大省会都还在考虑如何兼并重组，跻身特大城市行业之时，武汉则早已在城市建成区的面积上遥遥领先国内其它城市。以至于早在20世纪初就享有“大武汉”的美名（只是一度被戏称为“中国最大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