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樊湖地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帝尧时期的“樊国”，只是如此久远的“历史”只能归类于传说。这一地区真正能够进入信史时代，始于西周中期在此建国的“鄂国”。再向前追溯的话，鄂国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建制于山西境内的“鄂国”。传说中，当时的鄂侯曾经与西伯侯姬昌一起位列三公，并因向纣王谏言而被杀。其后在西周初年，迁徙至南襄盆地北部，并于西周中期沿随枣走廊一路南迁，最终跨越长江至樊湖地区重新建国。至于说这个“鄂”字，是否与鳄鱼有关，那就见仁见智了。
在楚国崛起于江汉平原之后，近在咫尺的鄂国也随之覆灭成了为楚国的属地。对于楚国来说，吞并鄂国的意义在于将边界推进到两湖盆地的东边缘，并通过鄂东走廊渗透长江下游。而对于试图反方向操作的孙权来说，在荆州新定，魏、蜀两家还虎视眈眈之时，将都城迁至荆州地界则有利于加强对荆州的统治。然而由于南郡及江夏郡的北部地区，包括襄阳和曾经作为江夏郡治所的“安陆”（今云梦县），都在魏国的控制之下。东吴对能否守住荆州，显然没有经营江东时那么有信心。将政治中心放至江汉平原更是有安全上的隐患。
对于以“地利”立国的江东政权来说，江汉平原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天险的保护。刘备当日被虎豹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追击至长坂坡的经历，更是让孙吴政权认定，长江才是最有利的屏障。从更高的视角来看你会发现，鄂东南三角区本身也是“两湖盆地”的一部分，鄂州所扼守的是整个盆地区的东大门，也是由东向西入驻两湖地区的桥头堡。在这种情况下，将同样有长江天险庇护的鄂东南三角区，经营成为控制荆州的“小江东”，并以与西塞防线近在咫尺的鄂县为新都的“武昌”，无论在战略还安全上都不失为良策。
然而历史上，孙权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得到江东士族的广泛支持。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之后，旋即还都建业。公元266年，孙吴末代皇帝孙皓一度再次迁都“武昌”，但同样遭到江东势力的强烈反对并酿成了内乱。甚至民间也产生了“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的民谣。迫使孙吴政权再一次将都城迁回建业。
现在，当大家明白最初的武昌原来是现在的鄂州，并且拥有鄂东南地区最大的腹地时，问题又来了。从地理位置上看，当下这个对应着汉水河口的武昌，位置同样看起来很有优势，又有什么理由被孙吴政权放弃呢？与江东的情况类似，鄂东南三角区的防御面实际也是在西侧。以此来说，现在这个武昌的位置与孙吴在江东的都城建业（南京）相当。更何况夏口还能够通过汉水，横穿整个江汉平原并直达南襄盆地。
对于有入主中原之心的孙吴政权来说，这样一个位置是不可能不重点经营的。实际上孙权并没有放弃夏口，而只是放弃了黄祖在汉阳地区所筑的“夏口城”，转而在现在的武昌地区重筑了新的“夏口城”。在孙权有意将鄂东南打造成“小江东”的情况下，将夏口城移筑到长江东岸，有助于整个鄂东南地区的开发。虽然由于位置过于前线，新的夏口城并没有成为东吴的新都，但还是成为了吴属江夏郡的郡治所在。
身兼区域政治中心和开发职责的新夏口城，同样在背后的鄂东南三角区拥有自己的腹地。如果说，樊湖覆盖的是鄂东南腹地的中东部，那么新夏口城所辐射的就是这个三角区的北部了。今天，这一区域的代表性湖泊是位于武昌东部，并因此而得名的“东湖”。至于三国时代，这一地区的湖泊分布状态如何，当下已很难考证。可以肯定的是，负责新夏口防线的吴国水军，在这个区位上并不缺少与长江相通的湖泊囤驻。
那么，武昌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从樊口跑到夏口的呢？其实“武昌”和“鄂”这个两个名称，曾多次在上述两个战略要地转换。比如在南宋时期，现在的武昌反倒是叫“鄂州”，而现在的“鄂州”当时还是叫“武昌”（武昌县）。夏口得到“武昌”之名始于元朝设置统属两地的“武昌路”，并将治所放在了夏口。其后由于明清两代只是将武昌路改称为武昌府，夏口属性的武昌仍以府治的地位，得以用“武昌府”之名贯穿明清两代，并在清王朝终结的那一年，通过“武昌起义”的背书，彻底在进入新时代后独占武昌之名。在武昌府的存续过程中，虽然当年孙权在樊口边上设立的“武昌”，尚能一直以“武昌县”之名存在于行政版图中，但为了避免与已经升级为湖北省会的武昌发生混淆，最终还是不得不让出“武昌”的版权，不得不恢复“鄂”的旧名。
说到这里，倒是还可以了解一下著名的武昌鱼到底是什么鱼。通俗点讲，你可以认为武昌鱼就是大家在菜场常见的“鳊鱼”。不过新旧武昌人可能会告诉你，只有科研人员于1955年在梁子湖发现的“团头舫”才能算是真正的武昌鱼，菜场里卖的大路货是“三角舫”。至于说这两种鳊鱼到底的细微区别到底在哪里，味道又是否有差异，大家可自行去考证。只是说2000多年前吴人口中所说的“不食武昌鱼”，应该只是用来泛指罢了。由于梁子湖当下为武汉和鄂州两地共有。在这种情况下，倒是不用去争议，谁更有资格拥有“武昌鱼”的属地权。在这个各大省会城市都争相扩张，希望成为特大城市的时候，如果鄂州有一天被并入武汉，倒也算是为新老武昌这桩公案，找到了一条另类解决之路。
荆襄九郡4
当年孙权在规划武昌和夏口两城时，肯定没有想到日后这两城在名称的使用上，会变得如此的混乱。好在名字只是一个代号，用什么名字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要理解其背后所对应的地理位置。以此角度来说，用“夏口”和“樊口”这两个地理标签，来对应新旧武昌，要更容易理解它们的地理位置，及地缘政治地位的变迁。两相对比，从背靠扬州、控扼荆州的角度来说，樊口这个位置固然是不错的选择，但从辐射面积及经略湖北的角度来说，优势则在两江相交的夏口。
现在我们了解了夏口、樊口这两个水流相交之地的前世今生，那么在鄂东南板块还有没有类似的战略要点，能够引发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关注呢？答案是肯定的。不考虑幕阜山区所包夹而成的那些临江山间盆地，单就幕阜山北这片丘陵来说，最起码还有四个位于区域西南的水口值得一提。
首先进入视线的是北距夏口约30公里的金口。金口背后是一条叫作“金水河”的河流，其当下的上源是发源于幕阜山北麓的“淦水”。淦水在穿越山麓之下的咸宁市之后，沿途串连起来斧头湖、鲁湖等湖泊，经金水河在今武汉市江夏区境内注入长江。基于其位置及在辐射范围上的优势，两汉时期曾在此建制“沙羡县”。
从防御江东势力来袭的需要，夏口的位置显然是要重于金口。一旦夏口有失，江东水军将长驱直入整个江汉平原腹地。正因为如此，为了增强夏口的防御力量，黄祖镇守江夏时曾将沙羡的治所和人口由金口迁至夏口。不过当威胁来自于南郡方向，成为前线的就是金口了。至于什么这个顺江而下的危机在什么时候暴发过，如果你知道金口南侧有一座临江丘陵叫 “赤矶山”，相信已经猜到了这里所说的威胁，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只是在历史没有明确记载赤壁之战地理位置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将金口作为一个备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