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汩修走廊”为例，其在三国时代就一度成为孙策与刘表两方势力的博弈焦点。当时刘表的侄子刘磐跟随黄忠镇守长沙，骁勇善战的刘磐经常领军进入“汩修走廊”，攻击东吴控制的修水河谷（这里建制有艾县、西安县，分别对应现在的江西修水、武宁两县），以图打开通往鄱阳湖平原的大门。为了应对这一压力，孙策被迫在这个门户之地，设置了一个仅辖6县的特别军政机构—建昌都尉，并任命更为骁勇的太史慈任都尉一职。在太史慈的努力下，刘磐及荆州军很快便放弃了这一战略意图（太史慈死后，建昌都尉被撤销，重新归建豫章郡）。
然而纵观整个历史，发生于西江南丘陵地带的战争并不算多，长江依然是各方博弈的主战场。上述走廊地带在“西江南丘陵”中的存在，除了为湘赣两省之民增添可开发土地之外，更多是拉近了的地缘关系。两地在2000多年前，曾共同被归入“南楚”概念，便是受益于这种联系性。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属于楚地核心部分的湖南，看起来要比“吴头楚尾”属性的江西更为强势些。只是在人口流动和语言分布上，整个湘赣相接之地，却没有呈现出“衢信走廊”那种，政治强势区向弱势区渗透的特点。相反，来自江西方向的赣语和客家话，对整个“西江南丘陵”地带完成了全覆盖。甚至在“袁渌走廊”上，为江西镇守西大门的萍乡（著名的“安源大罢工”和“秋收起义”的发生地之一），实际却是位于隶属洞庭湖水系的渌水上游，而非鄱阳湖水系的袁水上游。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造成这种现象的地缘因素有二：一是江西相对封闭、自成一体的地理格局，使得它在历史上相对较少经历战乱。一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整个长江中下游的地缘重心是在两头，对于这个中间之地的争夺，重心只是在鄱阳湖。换句话说，谁能够控制鄱阳湖，谁就能够得到整个江西。不过对于江西本身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坏事。缺少地缘政治上的存在感，反而使得这片土地有机会成为小农经济的典范，并且规避战乱涵养更多的人口；
二是作为地缘博弈焦点，历史上发生于两湖地区的军事争夺，要远多于江西地区。无论是南北战争还是东西博弈，两湖地区都是首当其冲。这一点，在三国时代有着充分的展现。在两湖地区因战争丧失人口后，稳定且地理相邻的江西地区，便成为了最好的人口来源地。最起码自唐代起，来自江西的移民就开始不断的补充两湖地区（特别是与之接触面最广的湖南地区）。明朝初年，当两湖地区再次因为政权相搏而损失大量人口时，在一场由政府主导，史称“江西填湖广”的强制性移民行动催化下，这场延续千年的单向人口补给工程在规模上达到了顶峰。仅湖南地区就在这场人口迁徙中，从江西方向补给了1/4左右的人口。
从江西迁往两湖地区的人口主要来自于两处平原，除了位于水系下游的南昌盆地平原以外，还有位于赣江中游的“吉泰盆地”（今为吉安地区所覆盖）。这个面积约1.87万平方公里，孕育出了江西省内排名第二平原的盆地，其名取自盆地腹地的：吉安、泰和两个行政区。如果以水系来标注的话，则可将盆地腹地的平原命名为“赣江中游平原”。在东吴控制这片土地之时，整个吉泰盆地及其以南的地区，被单独分割出来建制了“庐陵郡”（公元200年）。
庐陵郡的建制，意味着吉泰平原在三国时代开始得到更深入的开发。由于两大平原之间并无高大山脉阻隔，二者在地缘上会更容易融为一体。体现在语言上，就是共同为被称之为“赣语”的江西方言所覆盖。然而鉴于我们从地理结构的角度，认定被鄱阳湖水系所覆盖的江西已然自成一体。在此强调这一点，似乎有一点奇怪。难道江西境内还有其它类型的方言存在？事实的确如此，在语言类型上，江西南部的方言主体被归类为“客家话”。
上述差异的产生，首先与地形有关。整个围就江西的山体，呈现出北疏南紧的趋势。在南昌盆地，东、西江南丘陵间的距离可达200公里左右。而在中部的吉泰平原，两侧山地间纵深缩亦有50公里。及至于被统称为“赣南”的江西南部地区，山地的占比则要高得多。章水、贡水、桃江等赣江上游河流，在整个赣南山区冲积而成的河谷平原，面积都十分狭小。以居于核心地位的“赣康平原”（建制有赣州、南康两个市县）来说，其平原面积只有1000平方公里左右。更大的问题在于，身处赣江上游的赣南地区，与中下游两大平原之间，存在连续的山地阻隔。这一切，都使得整个赣南地区融入中央之国的进度，要较北部的大平原地区晚上许多
由于山势阻隔，以吉泰盆地为核心控制赣江地区是十分困难的，尤其是此类山区中会存在很多不愿意服从低地政权的土著居民，就像东江南丘陵地带的那些“山越”之民一样。这了应对这一挑战，孙权于公元236年将赣南地区单独分拆出军管性质的“南部都尉”府。一直到东吴为晋所灭之后，“南部都尉”才由西晋王朝正式升级为“南康郡”（对应现在地赣州地区）。不过整个赣南地区真正开发契机，却是始于西晋王朝灭亡之后。衣冠南渡的东晋王朝，为整个江淮地区带入了大量来自北方的人口。此后每一次中原政权偏安南方，都会为南方批量带入人口。
在原有的大平原地区，已经被先期开发的情况下，南迁的普通移民更多只能在赣南、闽西、粤东这些有小块河谷平原的山地中谋求发展（军政移民则可入驻重要城市）。这种周期性的移民现象，造就了汉民族中最具特色的一个民系—客家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原王朝周期性的大规模南渡现象，依正常地缘渗透规律，整个江西地区在语言上的确应该为统一的赣语所覆盖。正是由于受中原博弈的影响，上述三省交界之地，才成就了有别于本地方言的客家方言，需要认识到的是，一个人或者社群所操持的方言，能够被笼统的归于客家话，并不意味着在民系上就一定被认定为客家人。就好像所谓“吴语”的归类，也只是在揭示了其覆盖区内部的强地缘联系。无论民族还是民系的划分，需要的是群体性心理认同。
除此之外，在这种经由历史沉淀所演化成的方言区，还会有些特别的方言岛。为了控制这些略显边缘，但同时在地缘位置上又非常重要的区域，帝国中央往往会远距离调配军政人员在关键点位驻囤，并最终沉淀形成独特的方言岛。比如赣南地区的地缘中心赣州，由于在控制赣南地区及打通前往岭南的通道问题上，拥有很高的权重，就形成了能够被归入西南官话范畴的赣州话方言。基于华夏文明由北向南扩张渗透的特点，类似的语言孤岛很多都呈现为官话类型。
好了，关于扬州部分的解读就至此告一段落。关于扬州与岭南地区的地缘关系，以及南岭结构的解读，将在交州部分展开。下一节，我们将把视线转身三国相争的焦点—荆州，去看看演义中所出现的“荆襄九郡”概念，到底与现实情况有多大的贴合度。
荆襄九郡1
以“十三刺史部”的概念来划分天下的话，在整个三国时代最具知名度的当属“荆州”。这片在鼎立格局中占据着棋眼位置的土地，为中国人贡献了太多耳熟能详的故事，也留下了很多待解之谜。以军事层面来说，被合称为三国三大战役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中，除了官渡之战以外，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都是发生在荆州的土地上，并且对整个三国时代的走势造成了决定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