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人的世界观中，地面上的行政区会与天上的星空相对应，谓之曰“分野”，滕王阁序中所言的“星分翼轸”中，“翼轸”二字所指为两个星宿名，在地面对应的行政区是荆州地区；至于“衡庐”二字，则分别指向的是江西境内的庐山与湖南境内的衡山。由此看来，在唐人王勃的眼中，豫章之地应该是楚地的一部分。然而熟悉这一千古名篇的人应该知道，王勃接下来还有一句“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这当中的“牛斗”二字指向的也是两个星宿，在地面对应的却是扬州。
王勃这种同时用“翼轸”和“牛斗”来对应江西区位的描述，让很多研究者产生了困惑，以至于认为他在分野问题上认识不清。事实上，这种描述恰恰准确的反映了江西的“吴头楚尾”地缘位置定位。用《滕王阁序》中的词句来概括，则是“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文中的“三江五湖”，泛指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主要支流和湖泊。一定要具体对应的话，三江所指的是：湖北境内的“汉江”、湖南境内的“湘江”、江西境内的“赣江”，等三条地处长江中游的一级支流；五湖则泛指位于长江三角洲平原之上，以太湖为核心的诸多湖泊。至于“蛮荆”与“瓯越”，同样用来分指楚地与吴越之地。
在地缘政治结构中，类似江西这种位于两个重要地政治板块之间，以至于地缘定位有些模糊的情况还有很多。比较典型并为大家所熟知的案例，是欧洲的波兰。种族属性上被归类为“斯拉夫人”的波兰，地理主体属于“中欧平原”的一部分。而这片位于欧洲中部的平原又名“波德平原”，其西部一直为日耳曼民族所据。在德国成为耳曼人的代表强势崛起，东欧平原上的斯拉夫近亲—俄国人，又同样表现强势的情况下，波兰不幸的成为了两大势力之间的缓冲之地。在德、波、俄三者之间没有山脉充当地理屏障，只能以大河为界的情况下，波兰的国家边界更是在这种尴尬的定位之下，几经变迁。
波兰的这种悲剧地缘政治地位，并没有在江西身上呈现。尽管历史上曾几度成为长江中、下游两大强势地区的相争之地，但在长江本身为主战场的情况下，各方的争夺点主要是在鄱阳湖口及其周边地区。控制鄱阳湖口的意义，并不在它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理分割点，而是因为它是整个鄱阳湖水系的出口。无论是由顺流而下荆楚政权，还是溯江而上的江东政权，谁能够拿下鄱阳湖口，谁就能够溯鄱阳湖水系的各条支流，顺势拿下这个中间之地。并在这场长江争夺战中占据主动。
在赤壁之战前，鄱阳湖口及整个豫章郡，已经成为了孙吴政权的控制地。，周瑜作为孙吴政权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便是领军驻守于鄱阳湖口之西的柴桑（今天江西九江），并据此应对刘表和曹操的压力。在整个三国时代，围绕着这段长江枢纽，还发生过很多历史故事。只是无论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江西地区整体都呈现出一种超然的地缘稳定性。从它的行政边界上，便能够看出这一点。
一个板块的行政边界并不总是与自然边界相契合。尤其是顶层设计师们，在“山川形便”原则之外，常常还会刻意加入“犬牙交错”的设计，以避免治下的行政区过于彰显地缘独立性。相较之下，无论是汉朝所建制的“豫章郡”还是当下的“江西省”，在这一问题上的表现都堪称完美。事隔两千多年的两个行政区，行政边界都与鄱阳湖水系的天然边界高度重合。以当下的地理、行政结构来说，整个鄱阳湖水系的流域面积为162225平方公里，其在江西省的部分占比就高达96.6%（江西省面积为166946平方公里）。
如果没有鄱阳湖的存在，纵横于江西的水系更应该被称之为“赣江水系”。值得关注的是，与太湖恒久不变的形状相比，鄱阳湖的形状一直处在变化当中。不仅历史形态与当下有很大的区别，每年丰水季与枯水季的湖域面积，亦有很大的变化。近年来，在三峡大坝对长江中下游水量影响日深的背景下，这一变化显得愈发的明显。以至于几乎逢枯水季，都有枯水成陆的湖底变身成“鄱阳湖草原”的新闻见诸报端。
无论是历史变迁还是季节性变迁，影响鄱阳湖面积的根本原因都在于两点：一是鄱阳湖作为赣江的终端湖，超过16万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使之注定要比不用承担此功能的太湖，有着更多的变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地势。当我们把视角抬高，会发现这片身处长江之南的鄱阳湖地区，并非是这个枢纽点位置上的唯一湖盆。在长江北岸，同样存在一个行政上归于湖北、安徽两省的湖盆。在这个带状湖盆中，当下还存在有：龙感湖、龙湖、大官湖、黄湖、泊湖等湖泊（主要位于安徽境内）
大别山及东、西江南丘陵的存在，是造成这一地理结构的根本原因。作为江淮地区的地理西界，大别山在长江水道的形成上，同样做出重大贡献。其与东、西江南丘陵一起，在长江中下游相接之地，摆出了一个 “品”字形结构。其中大别山与“西江南丘陵”之间的缝隙，成就了一段西北-东南流向的长江河道，并成为湖北与江西的行政边界；而在大别山与“东江南丘陵”之间的缝隙，长江则转而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流淌，并因大部分流淌于安徽境内被冠名为“皖江”。
相比大别山与江南丘陵，尤其是东江南丘陵间的距离，东、西江南丘陵在长江南岸位置上的距离要近得多。你会观察到，鄱阳湖最北边的这段湖体，较之南部要狭窄的多，轮廓上更像是一段被扩张的宽阔河道。基于位置，我们可以将这段鄱阳湖命名为“北鄱阳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标，能够帮助大家理解“北鄱阳湖”地理定位，那就是属于“西江南丘陵”延伸部分庐山。事实上，正是由于南北纵横约40公里的庐山横亘于此，才让北鄱阳湖地区可供江水扩张的湖盆变得狭长。
由于地势原因，位于大别山南的这两段长江，都是更贴着江南丘陵的山麓在流淌，并在长江两侧，尤其是地势更为开阔的长江与大别山之间蓄积成湖。将时间前推至公元2世纪中的东汉后期，上述江北湖泊还是作为一个整体，并被称之为“彭蠡泽”。其范围透过东、西江南丘陵的相接之处，一直向南延伸至赣江下游。然而将彭蠡泽视为鄱阳湖的古称并不十分准确。这是因为，这个古老湖泽的主体是在长江北岸的安徽与湖北境内。在江西或者说长江南岸的蓄水范围，仅限于庐山东侧的“北鄱阳湖”。
对于一条江河来说，在途经的低洼之处蓄积出类似彭蠡泽这样的中继湖，是十分正常的地理现象。从功能上说，这些中继湖可以对河流的水量进行一定程度的调解。不过它们的位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以彭蠡湖的情况来说，随着江北湖盆的逐渐淤高，彭蠡泽的北部主体在三国时代开始与长江分离。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湖体在赣江下游，特别是南鄱阳湖地区的被迫扩张。在地质运动（比如地震下沉）及江水的共同作用下，最终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鄱阳湖。
要是再探讨深层次原因的话，上古的彭蠡泽之所以地在三国时代，开始变身为后来的鄱阳湖，本质是因为在庐山以南存在足够大的低地。当赣江之水无法顺利排出，包括长江之水倒灌之时，这块低地就很容易扩张成为新的湖泽。如果东、西江南丘陵是连为一体的话，即使彭蠡泽面积缩小，长江以南也是无法蓄积出新湖的。这片成就鄱阳湖的低地，被称之为“鄱阳湖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