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北宋时期的这次民变，再次验证了这片山地强悍基因。不过在在宋朝将歙州改名为徽州之后，这个二级行政区的气质逐渐像江东之于江南的转变那样，渐渐发生了变化。文化和商业属性，开始成为徽州的显性基因。与之相适应的，是徽州的管理范围亦在700余年间都没有发生过，一直到上世纪，这种地缘稳定性才遭遇人为的破坏。
作为“东江南丘陵”地带的核心，古徽州治下有：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婺源六县。当中位于徽州盆地的有：休宁、歙县两县（府治则位于歙县境内）。黟县、绩溪两县，则分布于更上游河谷盆地中。比较特别的是婺源、祁门的归属。从水系的角度来说，婺源、祁门并不属于新安江流域，而是与之隔分水岭相望的赣江水系。具体来说属于赣江右岸支流昌江的上游地区。这一差异，使得婺源在上世纪30年代被划归给了江西。
将婺源划归江西，在徽州和婺源曾一度引发非常大的反弹。要知道“安徽”的省名，使是由徽州及皖江之侧的安庆两地，各取一字组合而成的。离开安徽，不仅意味着婺源再使用徽州这张名片时将变得有些尴尬，更意味着徽州的地缘完整性受到了破坏。更为悲剧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为了拉动旅游经济，徽州之名甚至被地方政府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古徽州被迫接受“黄山”这张以自然景观著称的新名片。
在江南丘陵内部，最为知名的山体当为北部的“黄山”及东北部的“天目山”。前者直面江东丘陵，并因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的一名“黄山归来不看岳”而名动天下；后者则凭借与太湖和钱塘江相依的位置，成为了对江东平原影响最大的山脉。位置上看，黄山山脉即是钱塘江流域与皖江的分水岭，同时也帮助围就了南麓的徽州盆地。当地方政府希望透过黄山在自然景观上的知名动，来带动当地经济时，与之相依而生的“徽州”便不幸成为了牺牲品。
更为无奈的是，更名为“黄山市”的徽州地区，当下只辖有古徽州范围内的四县之地。除婺源被划给江西以外，位于黄山山脉东端的绩溪，亦被划给了地处江东丘陵的宣城市所辖。这一不尊重历史及地缘背景的做法，无疑为徽州文化的复兴平添了一道新障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许“徽州”之名仍然有机会回到这片土地上，毕竟比起已经被已经新安江水淹没的那段历史。改换地名虽然也需要耗费不少成本，但还是要容易的多。尤其对那些渴求政绩和经济利益的人来说，人文和历史这类“群体心理”属性的地缘要素，在当下的作用日趋重要，同样能够为他们带来这些利益。只是即便如此，将文化上的徽州与行政上的徽州合体，仍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
客观的说，如果徽州之名是由于三国时代的“山越”或者宋代的方腊所成就的，它的存亡问题并不会引发那么大的关注。在文化和商业上的成就，才是徽州为人所怀念的原因所在。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徽州的区位优势和地理环境有直接关联。如再把视角抬高一点，你会发现徽州盆地正处在处在“东江南丘陵”地区的中心位置。利用好这个区位优势，徽州之民可以将向以富庶著称的：“苏浙皖赣”四地当成自己的商业辐射地。封闭的地缘背景，又使得徽州人拥有与被辐射地区，不尽相同的独特地缘基因，从而容易在商业和文化上自成一体。
独特地缘基因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体现，比如依山就势、布局精巧的徽派建筑；独特的汉语方言类型“徽语”。以徽语来说，这一以徽州盆地为中心，覆盖大部分“东江南丘陵”地带的方言，在语言上兼具吴语和赣语的特色。只不过与通行于江东平原上的“低地吴语”相比，徽语内部因山地阻隔，彼此间的差异要更大一些。这些特点显然是这一地区，地理结构和区位的直接映射。
此外，徽州之人之所以利用区位优势走出山地经商，归根结底是因为本地区生存空间有限，当人口繁衍到一定规模，背井离乡成为了一种不得以的选择。与此同时，中央之国的经济重心，在唐宋以降向东南方向的转移，让这种人口流出获得了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契机。当这种不得以而为之的举动，帮助探寻出一条商业经济之路后，其在外收获的财富又会因为华夏文明的耕读基因，而反哺徽州所处的这片山地。由此造就了独特而又包含富庶气息的徽州文化。
反观在三国时代，徽州及其所处的这片山地，暂时就还不具备这种走出去的动机。对于当时那些被视为“山越”的山民来说，利用山势的保护远离中央之国内部地缘政治博弈的漩涡，才是最大的渴求。这种心理并不仅仅存在于内陆属性的江南丘陵地区，同样存在于拥有漫长海岸线的浙闽丘陵地区。这片山海相接之地，又有什么样的前世今生，将是下一节的解读方向。
何处是扬州（6）
地处“东江南丘陵”地带核心的徽州盆地，因其处在四大地缘板块相接的位置，其行政归属曾多次发生变化。在两汉时期，包括徽州盆地、千岛湖库区在内的新安江流域，都属于丹阳郡的一部分。这一归属，凸显了这一地区其与皖江的地缘关系；而在东吴正式割据江东之后，新安江流域则被单独分割出来，独立建制了名为“新都郡”的行政区。这一变动让人们意识到了这片山地的地缘独立性；当唐朝以江南西道、江南东道，分割长江中下游地区时，徽州又因其流域属性成为了江南东道的一部分；乃至宋朝以“两浙路”的概念，将整个江东平原的从“江南东道”概念中分离出来时，在流域上看本应为浙江一部分的徽州盆地，却留在了以皖东丘陵地带为地理标志的“江南东路”概念中。并让徽州，最终成为了“皖南”概念的一部分。
与徽州盆地在地缘政治归属上的不确定性，浙水上游的另一个大型盆地—金衢盆地的地缘归属就要确定的多。其在地缘属性和政治上，一直与宁绍平原紧密结合在一起（两汉三国时共同归属 “会稽郡”）。金衢盆地之名源自于两条江与两座城。这个狭长盆地的西部是由“衢江”所滋养，并据此生成了以衢为名的城市“衢州”；东部则为“金华江”水系冲积而成，地区中心为以火腿著称的“金华”。两条江水在盆地中心汇合之后变名成为 “兰江”，并在北出盆地之后与新安江融合而成“富春江”。直至在靠近杭州湾时，定名为“钱塘江”。
单从平原的面积来说，金衢盆地大体与宁绍平原相当，都为4000余平方公里。考虑到宁绍平原的面积已经在处在持续增长状态，其在春秋、两汉时期的面积，实际比金衢盆地要小许多。只是比拼一个板块的重要性不是单看面积的，比之周边皆为山地的金衢平原，即拥有海岸线又可北谋太湖的宁绍平原，在区位上优势要大得多，这使得后者一直在区域内占据着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