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央之国长久以来的北统南历史，被视为标准语的“官话”都属于北方的方言。作为汉语的基础方言，比如当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普通话”，就是在北京官话的基础上，进行规范后修定而成的…漫长的历史中，整个秦岭-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以及地理上归属南方的：江淮、西南地区，在语言上逐渐融合而成了在语言上大同小异的“官话区”，而地区的方言则一度被以“官话”之名，归类为一种大的方言。其下又可进一步分割出：中原官话、东北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等基于不同地理背景所产生的二级方言类型。
如果将官话区从中国的汉语语言板块上剔除出去，你会发现剩下的其它方言区，与“江南丘陵”及其所辐射平原区，几成重叠状态。那些纵横的丘陵，不仅帮助保留了一些地域性的语言元素，也造成了更复杂的局面。吴语、徽语、赣语、闽语、粤语、湘语等等一级方言，完全不足以用来释读这片丘陵内部，在语言上所呈现的繁杂之处。以吴越之地的方言来说，当下它们的一级方言标签为“吴语”或者“吴越语”。受地理位置和地形的影响，其内部又可分为数个二级方言片区，乃至更为细分的三级方言小片。其中覆盖太湖平原、宁绍平原的这部分吴语类型，被归类为二级方言属性的“太湖片”。考虑到其范围并不仅仅覆盖太湖周边地区，亦有将之命名为“浙太片”的说法。
通行于江东平原的这部分吴语方言，其内部虽然仍会因区位不同，再细分为几个三级方言小片，但彼此间基本不存在交流障碍。相比之下，那些覆盖山地的吴越语类型，与之的差异就要大得多，以至于你会怀疑他们到底应不应该被归为一种类型。很显然，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地势有关。在地势低平的江东平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社群互通及融合要容易的多，以至拥有共同的语言基础。而在山地密集的浙闽丘陵地区，“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语”，是很多地区语言形态的真实写照。
关于中国的方言应该如何分类、命名（比如“官话”的命名是否合时宜），一直以来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答案。除了技术标准以外，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无论是民族还是语言划分，都不可避免的受到主观因素影响。基于江东平原在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地位，有时候通行于这一地区的吴语方言，会被认定为是狭义的吴语，并被视之为“江南”身份的核心象征。顺便说一下，假如将当下上海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中，所展示的“上海大都市圈”蓝图描绘在纸上，你会发现这个都市圈与江东平原及狭义吴语区，几乎是重叠的。
如果将广义吴语定名为“吴越语”的话，覆盖江东平原的这支吴语方言，因其强势地位而垄断“吴语”一名倒也不至于引发混乱。不过在命名上，将其与地势结合起来的选择，看起来倒也不错。事实上，系出同源的语言因覆盖地区的地势不同，而产生分化是非常常见的事。比如德语就可以大致分为：高地德语和低地德语两种类型；苏格兰语同样可分为高、低两种类型。至于哪种类型更有可能成为标准语，或者说更为强势倒是不一定的。以此来说，我们可以依地势将狭义吴语称之为“低地吴语”，这种划分方法最起码能够显示出它的地理背景。
从地理关系来说，低地吴语在太湖平原之外，最有可能覆盖的应该是江东丘陵地区。然而在历史上，从中原败退的政权往往会以江东地区，作为偏安政权的核心之地。基于长江和江东丘陵在保障江东安全问题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镇江、南京，一直到安徽境内的整个长江东、南岸地区，在历史上多次大量迁入以军、政人员为主的北方之民。由此带来的一个地缘后果是：扬州、南京、芜湖等位于江东的沿江城市，在语言上却是为“江淮官话”所覆盖。
所谓“江淮官话”，本质是吸收了一定吴语成分的北方官话。江淮地区在南北方间过渡区的地缘定位，是其形成的根本原因。有趣的是，江淮官话在淮西、淮东地区的分布，呈现明显的差异。在淮西地区，江淮官话大体就是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北地区，则归属于中原官话区。而是淮东地区，江淮官话区的范围却跨越淮河，向北延伸至连云港。只有洪泽湖西北，也就是古泗水流域的：宿迁、徐州两地属于中原官话覆盖区。这一分布特点，体现了在南北博弈中，与中原直接对接的淮西地区实际承受了更多的压力。这种压力最终又透过皖江，渗透到了江东丘陵。
关于江淮与江东的压力传导问题，在进入历史线后会有具体的三国故事来帮助呈现。下一节我们要展现的板块，是在三国时代远离博弈焦点，却也并没有缺席的板块—浙闽丘陵。
何处是扬州（5）
将北起淮河、南至五岭、东及大海、西止罗霄山脉的汉之“扬州”，在地形图上勾勒出来，你会发现这片土地大部为山地丘陵所覆盖。将视线聚焦于大平原地区，有助于迅速找到一个板块的核心之地。问题只在于，那些看起来除了山还是山的土地，是否真的一无是处。要知道，汉之扬州完整的包含有今天的福建省。这个在地形图上几为山地完整覆盖的省份，能够称的上平原的土地仅有10%，且大都散布于沿海诸河的河口地带。能够勉强为人类所利用的丘陵，占比亦只有15%，山地的面积则高达75%。
需要认识到的是，即便是那些整体被定性为山地的地缘板块，真正聚落大量人口的，依旧是板块中的低平之地。这意味着，我们仍然能够通过寻找平原的方式，在一个山地属性的板块，找寻到它的关键点。这些小型平原如果分布于山地之中，会表现为被山体包夹而成的河谷平原；而如果是在沿海的话，则主要以背山面海的三角洲平原形式呈现出来。以吴、越两个江东地缘标签的原始属性来说，“吴”的气质里包含有更多的“水”和“平原”的气息。相比之下，“越”则因为位置原因，带有更多的山地和海洋元素。
上述地缘差异，在三国时代亦有很明显的展现。在江东开始以“吴”为名，参与到三分天下的事业中以后，当时的东吴政权遇到了一个与春秋吴国类似的问题，那就是在北伐西进的过程中，需要考虑“越”人在自己大后方制造的战略威胁。难道说，在东吴政权建立之后，宁绍平原还生成有一个越国？并非如此。在春秋越国取代吴国，统一整个江东之后，中间并无山体阻隔的太湖、宁绍平原两大平原，在地缘文化上已深度融合，并不再具备成就两个割据政权的基础。为患东吴的“越”并不是一个政权，而是指分布于整个江南、浙闽丘陵境内，那些不愿接受政府管束的山民。
这些各自聚落、自给自足，依托山险以武力对抗东吴政权山民，在当时被笼统的称之为“山越”。尽管没有聚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控制的也只是山地，但这些山越武装对东吴政权的威胁还是很大的。比如孙策在渡江收伏江东之时，就曾经在丹阳郡境内遭遇一支“山越”武装的袭击，差点丢失了性命。事实上，纵观三国时代，每一个割据政权其实都在内部整合时会遇到相似的问题。“山越”于东吴政权，一如纵横太行山脉的“黑山军”，在北方地区的存在；孟获所代表的西南山地部落，之于蜀汉政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