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两汉时扬州的设定来说，除了江淮地区的东部被划给徐州，以及在禹贡设计九州概念时，还未纳入中央之国范畴的岭南地区，另行建制了“交州刺史部”之外，基本算是遵循了最初的蓝图。对应现在的行政区划，扬州刺史部的范围包含有：安徽的淮河以南部分、江苏的长江以南部分，以及上海、浙江、江西、福建全境。
每一个板块都有它的核心区，在农业就是生产力的自然经济背景下，这样的核心区通常会是板块内部的一处大平原。扬州刺史部的核心区则是长江下游与南部丘陵之间，以“太湖”为核心的一片平原之地。在三国时代，这片两面环江、一面临海，背靠山地，行政上对应现在苏南、浙北、上海的大平原被称之为“江东”。遵循这一历史名词，我们可以将之命名为“江东平原”。作为吴国的根基之地，“江东”二字在三国的出镜率不可谓不高。只是你很容易发现，三国之人口中的江东，为什么与1500多年后，乾隆眼中的江南重叠度那么高？这是因为所谓的“江东”其实就是“江南”。之所以用不同的方位命名，概因地理环境的变化，所引发的的主观认知差异。
长江虽然不像黄河那样享有“九曲十八弯”之名，但也绝非一条直线东流的河流。地理上长江上、中、下游的划分节点，分别为重庆与湖北交界处的湖北宜昌市；江西、安徽、湖北三省交界处的江西湖口县。其中湖口之名，得自于其鄱阳湖口的地理位置。每一个节点，长江的流向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在鄱阳湖口以东，这种改变尤为明显。受江南丘陵地带的山势影响，长江下游开始向东北方向流淌。尤其芜湖以北至南京段，长江的流向几成南北向。
今天，湖口至南京的这段南北向长江，大部分位于安徽境内。有鉴于此，这段长江现在还有一个名称—皖江。至于南京以东这段东流的长江，则拥有一个更古老的名称—扬子江。近代在中央之国的国门被迫打开之后，扬子江畔因其地理位置优势，成为了整个长江流域对外贸易的窗口，并在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占据了核心位置。正因为如此气扬子江的音译“Yangtze River”，成为了长江英文名。然而在两汉三国时代，正在发育初期的扬子江，更多还只是作为一条难以逾越的天堑，存在于地缘政治舞台。皖江才是整个长江下游的关键先生，及划分地缘板块的主参照物。以之来做参照物的话，所谓的“江东”的定义应该是“皖江之东”；而后来的江南，则可以被认为是“扬子江之南”。
尽管“江东”与“江南”的地理指向一致，但二者的地缘气质却不尽相同，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一提到江南，大家脑海中会浮现出一幅富有诗意的画面，以及诸如：天堂胜景、鱼米之乡、吴侬软语等带着富足和休闲意味的词藻。不过提到江东，画风就为之一变了。无论是春秋时争霸于江东的吴越两国，还是三国时鼎立于江东的孙吴政权，都自带一股任侠之气。若以宋词的流派来比拟，“皖江之东”时代就好比气象恢弘、视野广阔的“豪放派”；进入“扬子江之南”阶段后，则似婉转含蓄、儿女情长的“婉约派”。
江东子弟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在楚汉相争中落败的项羽。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举事。项羽和他的叔父项梁随后在江东响应，并率八千子弟兵渡江向西。八年之后，孑然一身的西楚霸王留下“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的遗言，自刎于乌江。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乌江并非指长江，而是长江西岸的一个渡口名（乌江浦），故址在今苏皖两省交界的安徽省和县乌江镇。
那么任侠之气的“江东”，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向诗意“江南”转换的呢？这个过渡大抵是在隋唐时期完成的。隋炀帝不惜民力的开挖大运河之际，当时的江都（现在的扬州市）之南已经出现了一个重要渡口—扬子津，一般认为“扬子江”之名便直接源出于此。不过这段江面当时还稍显太宽，其后在中唐之际，原本横亘于扬州市与镇江市之间的沙洲—瓜洲，开始与北岸连片成陆。依托“瓜洲”开发的渡口，大大缩短了横渡扬子江的难度。至于长江口则由两汉时期的扬州一线，进一步东移至今天的江阴市一带。当人们开始习惯于从扬子江渡江之时，再来表述这片土地的地理方位时，江东就不及江南那么准确了。
东西向的扬子江开始成为南北水上交通的主通道，并不代表这片土地的气质就一定会发生改变。这种气质改变，更多是因为随着历史的推移，江南地区得到了更深度的开发。这当中有铁器大规模运用的技术原因（相比北方疏松透气的黄土，长江流域的土壤粘性太大）；亦有中原长期战乱，北方人口和人才“衣冠南渡”的因素。当一片有天险庇护的土地开始变得富足之时，人的思维也会发现一些微妙变化。最起码对于用武力改变命运这件事情，江南之民不会有当年的江东之民那么高。
说起江东、江南之别，还有一个地理标签不得不提，那就是“江左”。看过热播电视剧《琅琊榜》的观众，一定会对男主角“江左梅郎”的名号印象深刻。依剧中情节，此处所指的“江”应是指长江，只是观剧之人未必知道，所谓“江左”到底指的是长江周边的那个地理单元。与“东南西北”这样明确的客观标准相比，左、右标注法看起来有些不那么客观。不过人类在定位时掺入自己的一些感知也是常事。只要掌握它的命名规律，就可以解开很多地名之迹。比如在了解“山南水北谓之阳，山北水南谓之阴”的认知之后，便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有些地名会含有“阴”、“阳”二字了。
此前行文中多次出现的“左岸”一词，则源出于另一种在地理层面比较常见的辨识之法。具体做法是：顺着河流流淌的方向，面向下游而立，左手方向即为左岸，右手方向即为右岸。著名的巴黎“塞纳河左岸”是此类划分法中的典型代表。当你看到塞纳河在巴黎市区的蜿蜒曲折状，应该会感觉到在这种情况下，以左、右而非“东南西北”来标注河岸的位置，意思表达要精确的多。依据这一划分原则，要是“江左”之地定位于长江下游的话，那么它所指向的应该是皖江以西地区。
不过这个推断并不正确，因为顺水势而判定左、右岸的方法来自于西方。中国人对左、右划分并非是顺着水势，而是有着固定的方位对应。在中国文化中，最为尊贵的朝向是“坐北朝南”。反之，朝北的象征看起来就没那么美好了。在古汉语中，“北”与背后的“背”相通，失败之后向后转身逃跑即为“败北”一词的本意。这一认知的地理背景，在于中央之国在这个星球上的区位。由于身处北半球，朝南可以让房屋或者端坐之人，享受更多的阳光。假定中央之国处于南半球，基于同样的理由，“坐南朝北”将会成为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