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针对汴河的整治工程中，除了疏浚河道之外，之前曾经被秦人运用在灵渠的一项技术创新，被运用在了汴渠的修复工作中。灵渠是秦帝国在征服南越过程中，于湖南与广西交界之地，打通长江、珠江水系的运河工程。关于它和邗沟的具体解读，在相关板块都会展开。在灵渠修筑过程中所使用的新技术被称之为“陡门”。所谓“陡门”又称“斗门”，通俗讲就是用砖石构筑活动船闸，以调解运河的水量。这一方法在现代水利工程中，同样被广泛使用。区别之在于，现代人用机械闸门取代了古人以人力或畜力升降的石门。
在汴渠中修建的十几处斗门，不仅让东汉王朝可以方便的调节被引入的黄河水量，更为定期的清淤工作提供了便利。每当进入农闲季节之后，官府便可封闭石门，组织人力对河道进行疏浚。需要说明的是，这次整修并不意味着整个鸿沟工程的全面恢复。从技术角度看，以鸿沟打通四条淮河支流的工程有些过于复杂。如果一定要选一条沟通淮济的节点重点维护的话，那么获水将是最好的选择。它的源头不仅与汴渠最近，而且末端对接的彭城，就是徐州的政治中心。在东南地区开始成长为中央之国的经济重心之后，这样一条线路也是洛阳、长安这些政治中心，与东南地区间最接近直线线路。
有鉴于此，整个打通黄河、济水、淮河的运河工程，在王景治河之后，逐渐简化成了一条由汴渠与获水相连，西起黄河、东至泗水，西北-东南向斜穿中原腹地的水上交通大动脉。这一变化还使得受黄河水影响较大的古获水上游（商丘至开封段），在东汉时期被更名为了“汴水”。及至隋朝，这条被重新疏浚的这条大动脉，又被重新命名为了“通济河”，与在贯穿河北地区的“广济渠”一道，开启中央之国大运河时代。一直到十三世纪之后的元、明、清三代，由于北京取代西安、洛阳、开封这些位于中西部的古都，成为中央之国的政治中心，整个沟通中国南北方的大运河，才向东位移到贴近山东丘陵的位置，向华北平原北部延伸，而鸿沟工程亦渐渐湮没于历史。
现在我们知道了鸿沟工程的前世今生，以及大家耳熟能详的“官渡”，原来是这样一条无比重要的运河，并且在曾经利用“陡门”这样巧妙的方法加以维护。然而这些用在运河维护上的方法，在“王景治河”时却没有办法用来治理千里黄河。以当时的技术水平而言，即不可能在宽阔的黄河中构筑陡门，更没有力量彻底清淤黄河河床。加高堤坝几乎是阻止黄河决堤的唯一手段。只是考虑到黄河的含沙量，逐渐变身成为地上悬河的黄河，尽早有一天会突破堤坝的束缚另寻出口。而乱世对于堤坝的疏于维护，更多是让这一天更早的来到罢了。
既然对堤坝的修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汉志河河床高出地面的问题，那么还有没有什么办法来稳定黄河呢？答案是有。具体的做法就是主动引黄河改道，进入一条河床较低的河道。这种疏导法其实就是当年大禹治水之法的延续。只不过随着堤坝技术的成熟，此时的华夏先民们已经不再需要一个宽阔的“九河”泄洪区，而是能将黄河固定在新的河道之上。
通过疏导之法，在“王景治河”之后，黄河开始从兖州与冀州分界处的“汉志河”河道位，南移到了靠近今黄河的位置之上。虽然从更长的历史跨度来看，这种做法还是治标不治本。东汉黄河迟早有一天，还是会被那些从黄土高原而下的泥沙所淤平，但新的河道仍然为华北平原带来了800多年的稳定期。一直到北宋初期，方因泥沙的累积及北宋王朝建立之前，那个被称之为“五代十国”的那个乱世所催化，出现大范围的改道位移现象。
特别提醒：东汉初期的“王景治河”，为黄河带来了长达800余年的稳定期，但请记住这里说的稳定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并不代表黄河就不会再小范围的泛滥，也不代表黄河下游的某些河段不会出现小范围的位移。根据历史记录统计，仅在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间，黄河下游的决口次数1590次；局部或大改道26次。以至于有黄河“三年一决口，百年一改道”之说。具体到我们正在展开的三国时代，虽然因距离黄河上一次改道时间尚短，河床的高度还不至于造成黄河下游全面改道的现象，但包括黄河堤坝在内的很多水利工程的日常维护工作，还是受到了很大的程度干扰。这其中尤为让人忧心的，就是与黄河血脉相连的汴渠运河。
作为一项有逆自然规律的人工工程，鸿沟需要它的使用者，倾注较天然河道更多的精力加以维护，尤其是直接与黄河对接的汴渠。一旦那些用来调解黄河水量的陡门，因年久失修而无法发挥作用的话，那么自汴渠而下直至颖河中下游都会受影响。更重要的是，修建这些水利设施，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一条通畅的水路。在打通漕运的同时，还会与周边的农田水利工程相配套。也就是说，如果这些运河达不到原有的设计要求，那些受原本受益于此的农田也将受到影响。东汉末年的诸侯纷争，再一次让整个鸿沟工程陷入了缺乏维护的窘境。泛滥的黄河水经常让被鸿沟串连起来的兖、豫两州遭受额外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统一北方曹魏曾经对这项工作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维护，而这一工程的实施，又与一位在三国后期登上历史舞台的英雄人物—邓艾有关。关注三国故事的人，都知道邓艾在征服蜀汉时的功绩，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此之前写过一篇《济河论》。在邓艾的建议之下，魏国重新修复了汴渠之上那些充当水闸的石门、清淤了河道，恢复了整个运河系统的漕运功能。并且在颖河以东至泗水的淮北地区广开河渠、屯田积谷，为后来晋国对吴国的征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家，都能够在权衡之中作出正确的抉择。这是由于兴修运河等水利工程，需要非常高的人力物力投入。一旦这些资源被用为修建基础设施，势必暂时会影响其它方面，尤其是正面战场上的投入。历史上甚至出现过，韩国为让秦国无暇东征而主动送上水利专家，帮助秦国修筑“郑国渠”的做法。然而任何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会衡量清楚其中的利弊，就像战国时代的秦国，纵然识破了韩国人的诡计，却依然将郑国渠修筑完毕。因为秦国人知道，虽然进行这项规模浩大的水利工程，会迟滞自己的东征计划，但完工之后却能够帮助关中平原的农田大量增产出，进而增强秦国的国力。事实也的确如此，公元前230年，在郑国渠完工后的第六年，自以为聪明的韩国成为了关东六国中，第一个被秦国所征服的国家。
好了。通过上述解读我们全面了解了。河流及运河是兖州板块的灵魂。济水及淮河水系，通过其境内的“鸿沟”、“深沟”，成就了一张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网。你会发现放在东汉王朝的行政格局中，所世所称的“得中原者得天下”，很大程度可以变化为“得兖州者得天下”。至于这当中的关键先生“大梁城”，则可以被认定为是一个由运河而兴的城市。这与2000多年后，郑州因铁路修建取代开封成为河南政治中心，俨然基于同一逻辑。只不过这次以工业革命为背景的转移，让因水运而兴的开封城，无奈的退化成为了一个二线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