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上述三大水系虽然在中原地区，特别是兖州板块毗邻，却并没有相交。从为物流服务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那些通过水路转运的人员和物资，将不得不在三大水系中进行水路切换，以至于严重影响效率。幸运的是，这三大水系的距离都很近。像济水与黄河的距离，在荥阳台地一带甚至近到只有一山之隔。更加让人欣慰的是，从大禹治水时起，华夏先民已经初步掌握了水利技术，并体验过了技术改善地缘结构的成果。在这一大背景下，战国时代控制兖州西部的魏国，开启了一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运河工程—鸿沟。关于鸿沟及其相关工程，对三国时代乃至整个中央之国的影响，将是我们一节的解读方向。
“官渡”原来是一条河…。
河济之间（4）
鸿沟一词在中央之国的知名度，是在楚汉相争时被打响的。当时的西楚霸王项羽，与后来的汉高祖刘邦约定以鸿沟为界分割天下（鸿沟以西为汉地，以东为楚地）。这条实际没有发挥作用政治分割线，在后世被用来形容事物间明显的界线，甚至被视为不可逾越的象征。只是对开始挖通这条运河的魏国来说，初衷绝对不是打造一条水上长城。恰恰相反，魏国是希望这条打通三大水系的运河，能够加强自己领土间的连接性，并据此增强自己在中原地区的话语权。
公元前361年（魏惠王十年）鸿沟工程开始修建。魏国并不是第一个有类似想法的国家。早在春秋末年（公元前486年），北上中原争霸的吴王夫差就已经用两条分别叫作“邗沟”和“深沟”的运河，将长江、淮河以及济水连接了起来。其中沟连淮齐的“深沟”正位于兖州的中南部。大家应该还记得，横穿中原地区的济水在向东北方向转折时，曾经蓄积成为一个湖泊—菏泽。其实在荷泽的东南方向不远处，还有一条名叫“菏水”的河流，是淮河下游最重要支流—泗水的南源。
在用深沟将菏泽与菏水连接起来后，由长江经“邗沟”进入淮河，再溯泗水而上的吴军，便能够通过济水进入中原争霸。问题在于，尽管吴人留下的运河工程，打通了江、淮、济三渎，但对魏国来说却用处不大。由于位置原因，这条在中原东部沟通南北的水上通道，主要是齐、楚两国争霸的战场。对于在山西高原和中原腹地都拥有领土的魏国来说，它更急迫的是打通一条连通河、济，兼顾淮水的漕运通道。
基于这一要求，魏国与当年的吴国一样，最起码要选择两个地点挖通运河。相对而言，黄、济相交这个点比较容易选择。虽然济水在荥泽一带穿黄河而过的想象，是古人的一个美丽误会，但黄河与济水在这一带无限接近却是客观事实。这意味着，魏人只要在三皇山（又名广武山）北的黄河南岸寻找一个点，用很小的工程量就能够真正打通完成沟连河济的水道（这段运河大致对应的现在荥阳北—郑州北的这段黄河河道）。做到这一步之后，鸿沟工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再修建一条连通济水与淮河的运河。从位置上看，这样一个连接点已经深入中原腹地。考虑到中原争霸的需求，魏国最起码需要在这样一个枢纽位置上，修建一座城邑以提供战略保障。
公元前339年，处在鼎盛时期的魏国将都城从位于山西高原的安邑（今山西省夏县北），迁至今河南开封西北部的大梁。正因为如此，此后的魏国经常会被记录为“梁国”。做出这项决定的魏惠王亦因此被称之为“梁惠王”。是的，你没有猜错，大梁城就是沟通淮、济的枢纽点。从荥泽北的黄河南岸一直到大梁城西，直线距离大约为80公里，大部分借助了一条叫作“汴水”的古河道（最早写作同音的“汳”字）。因此这段西接黄河、东连大梁的鸿沟运河，也被单独称之为“汴渠”。知道了这一点，你应该会突然明白，为什么把都城定在开封的北宋王朝，会将自己的都城称之为“汴梁”。
如果要在当时中央之国的所有河流中评选一个最重要者，连通司隶、兖州两个州部的“汴渠”无疑是最有力的竞争者。那么，这样一条在战国时代由魏人开挖的运河，在三国时代还存不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它在当时还有一个大家听完后，会恍然大悟的名字—官渡水。对的，历史就是这么吊诡。500多年前魏国开挖的运河，后来成为了另一魏国的崛起之地。再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待当年的“官渡之战”，你会发现这就是一场，大河南北在中原地区的决战。谁是最终的胜利者，谁就将手握统一天下的钥匙。
回到鸿沟的问题上来。东西向的汴渠只是整个鸿沟工程的一部分。大梁城在位置上的重要性，并非体现在它与济水或者黄河地理接近，而是在于它的东、南方向，有许多淮河左岸水系的上源。其中与大梁城位置最近的，是两条淮河二级支流—获水与睢水。两条河流在斜穿现在的河南省东南部之后，都汇入了源出山东的淮河一级支流—泗水。前者在当时的战略要地彭城，现在的江苏徐州市接入泗水中游；后者则在更南一点的安徽睢宁县东，接入泗水下游。这意味着，魏国不用经过深沟，也有机会将势力范围延伸入泗水，进而觊觎江淮下游地区。
不过从战国格局来看，魏国更现实的想法还是将扩张方向，更多锁定在河南省的西部。因此自大梁南下的鸿沟工程，并没有在对接获水和濉水之后止步，而是继续南下，利用淮河水系纵横交错的河道，又连接了涡水的上游，并在河南省项城市（袁世凯的老家）汇入了颖水的中游。上述两条河流是淮河左岸的一级支流，最终都在安徽境内汇入了淮河中游。这意味着，这段自开封而起，经通许、淮阳，直至项城的南北向鸿沟，与四条淮河一二级支流一道，编织一张覆盖中原地区的水上交通网。
然而这些造就了大梁城的人工运河，固然为魏国开拓中原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为它带来了安全隐患。公元前225年，秦军在攻灭魏国之时便以水代兵的堵决了这些运河，让整个城市毁于一旦。以至于后来在汉代，被重建的大梁城暂时丧失了地区中心的地位，被重新命名为“浚仪”，成为了兖州西端的一个县。
魏国这样开挖运河，却在最后的决战中反受其害的事例告诉我们：凡事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人类固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一定程度改变地形地貌，以满足当时的需求，但也要对这种改变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有充分的考量和心理准备。客观上，人工水利工程的的存在多少有些违背自然规律，即便不考虑生态再平衡的问题，也需要不断的进行疏浚、维护。比如让成都平原享有天府之国美誉的都江堰工程，如果不是每年整修的话，设计得再巧妙也不可能维持运转。
让人无奈的是，一旦进入战乱时期，这种必须的维护工程几乎必然会被迫中断。在鸿沟工程开通400年后，受西汉末年-东汉初年这段动荡时期的影响，整个黄河下游及对接黄河的汴渠工程，便遭遇到了一次重大威胁。不仅黄河河堤岌岌可危，汴渠也经常因黄河漫灌导致无法使用。公元69年，东汉王朝开始了一项针对黄河和汴渠的整治工程，由于主持工程的官员名叫“王景”，因此后世将此项治河工程称之为“王景治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