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丘陵之所以能够成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于较高的地势能够使其免受黄河之水的困扰。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类对于水的感情是复杂的。开阔、肥沃的温带平原地区，固然在农业和人口潜力上，较之高地有着明显优势，但低流的河水同样有可能在平原地区酿成灾害。在人类的力量还很渺小的时候，出于趋利避害的考虑，总是会倾向于在高地上生存，在掌握自然规律或人工干预的手段后，再进入低地区发展壮大。
4000年前的大禹治水，是人类第一次对以黄河为核心的华北平原水系进行治理。去除掉当中的传说、演绎成本，整个治理工作的地理脉络还是十分清晰的。具体来说，以大禹为代表的华夏先民，是对黄河在山东丘陵以西、以北的河道做了一个疏导工作，设立一个范围可控的泄洪区。这个黄泛区的西界被称之为“禹贡黄河”，正它保障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沿太行山麓城市带的安全；南界则控制在山东半岛的北缘，今黄河河道之北。
在这样一个喇叭形的区域里，黄河拥有多条可供选择的入海河道（比如滹沱河下游），这些黄河下游支线被统称为“九河”。实际上，正是因为这些黄河下游分支的存在，“河”这个原本专属于黄河的标签，才开始被作为后缀（比如徒骇河）用在每一条黄河下支的名称中，并进而取代“水”成为一个通用名。需要注意的是，“九”只是泛指，并是说一定只有九条河道。在“水”还是河流通用名时，在这一区域以“河”为后缀的水道多达十余条。这样一个最终以渤海为出口的黄泛区，我们可以称之为“北黄泛区”，而向南向受黄河影响的区域，则可称之为“南黄泛区”。
从地缘结构上看，大禹治水的主要目标，是保障中原的安全。在禹贡九州的设计中，豫州因其居于九州之中的位置，又被称之为“中州”，其在地理上的设定为大河之南。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中原”的概念虽然已经扩张到了部分黄河以北地区，但仍然会以“河南”为标签。将黄河泛滥的区域，疏导、固定到北黄泛区，最大的好处就是让居于天下之中的“中州”，不再遭受灭顶之灾。控制这个枢纽板块的族群，亦可以此为基地向河北、山东、江淮地区辐射影响力。有鉴于此，大禹在完成治水功业之后，由他的儿子启建立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说法，最起码在地缘政治角度是符合逻辑的。
在大禹所疏导的下游分支中，最西侧以今天津为出海口的这支属于干流，被后世标定为禹贡黄河。这也是为什么，民间一直有“九河下梢天津卫”之说；最南端的一支则是位于今天黄河下流河道之北的“徒骇河”。这样一片禹贡黄河以东、徒骇河以北的北黄泛区，有一个很简单明了的地理名词来进行覆盖，它就是“河间”。
“河间”一名，当下仍然在中央之国的行政序列中，是河北省沧州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在汉代，归属于冀州范围的河间，在行政地位上则要更高一级，只是在“河间国”与“河间郡”的建制中转换，东汉末年的建制为“河间国”。其境大致相当于现在沧州地区的西半部，大致以“禹贡黄河”为界，与隶属幽州板块的涿州相邻。在三国时代，原本为袁绍手下，后来归顺曹操的大将张郃便是河间国人。不过行政意义上的汉代河间国，只是九河支撑的河间板块的一部分。在归属于冀州的这部分古河间地区，东汉王朝最起码还封建有：勃海、安平、清河四个封国。
探究古河间地区的原始属性，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兖州板块的形成，以及今天河北、山东两省的分野问题。利用一块低地做泄洪区，即便在当代防汛预案中也是很常见的方案。一旦那些平时用来固定河流流向的堤坝，在大洪水来临之时无法继续支撑，那么洪水就会被有意识的导入之前设定好的泄洪区。在开闸泄洪之前，原本居住于这片土地上的居民，会按照预案撤离到安全地区。等到洪水退却之后，再回到重建家园。4000年前的华夏先民，显然不具备这样的预警和组织能力。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大禹的方案是牺牲掉河间地区的开发，将之设定为一个从一开始就被牺牲掉的泄洪区。
应该说，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大禹所设计的方案是最为可行的。此后3000年间，黄河都是在河间地区入海。期间虽有几次小规模的向南分流事件，但都很快止拔乱反正。然而到了公元1128年，黄泛区的概念开始出现历史性的南移。这一年冬天，在前一年被金军攻破东京汴梁并失去两位皇帝的宋王朝，决定弃守中原退入长江流域偏安。为了阻滞金军南下，黄河南岸的堤坝被扒开，这条大河的流向随之发生重大改变，开启了长达700余年的“夺淮入海”历史。一直到公元1855年，黄河方因在河南兰考境内向北决口，改道现在的路线重回渤海。
南宋王朝这次的“以水当兵”之举，很容易让人想到800年后发现在花园口的一幕。事实上，这一幕在历史上曾经多次上演，对整个南黄泛区的地缘稳定性，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不过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年代，遭受这一影响的还是北黄泛区。作为一个天然泄洪区，尽管会有多条水道帮助导流，但黄河的高含沙量以及整个九河地区低平的地势，注定了这些河流也不会稳定的保持同一路线。
稳定是发展文明的基础，鉴于这种不稳定性，古河间地区一直到春秋时期都没有得到开发。直至战国时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从地缘政治结构上看，战国时代与春秋时代相比，一个突出变化在于各自独立的诸侯国数量，由140余个锐减为十余个。其中最大的七个，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战国七雄了。这一变化，使得各主要诸侯国在客观上具备了改造自然的基础和动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占据中原之地的魏国。
有关魏国兴修水利的典故主要有三：一是之前在解读邺城时，提到过的“西门豹治邺”。这位被载入小学课本的魏国人，通过在漳水南岸修建十二道引水渠灌溉农田，夯实了魏国在邺城的统治基础；二是开挖连通黄河水系与淮河水系的“鸿沟”，第一次通过人工运河而不是河流泛滥打通两大水系，让中央之国的南北方在地缘上结合得更加紧密；三是为境内的河道，尤其是黄河加高堤岸，以降低洪水威胁并从泛滥区获得更多的土地。
然而改变自然注意会打破原有生态平衡。不是所有人都认可魏国的这些水利措施，尤其是为境内河道加高堤岸的做法。客观上，魏国加高自己境内的堤岸的做法，并不能减少丰水期的水量。换句话说，那些固定在河道中的黄河之水，如果不能在魏国境内泄洪的话，自然就会更加猛烈的倾注在下游国家境内，这也就是“以邻为壑”这句成语的由来。在提出这一批判意见的孟子看来，当年大禹制定的疏导策略，才是顺势而为治理水患的根本之道。问题在于，从魏国的角度来说，这种做法似乎也没有错。毕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口的增长，国家需要开发更多的土地（尤其在面临国家竞争时）。保留泛滥区的做法，虽然看起来更顺应自然之道，但在生存权和发展权面前，却难免被认为与现实需求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