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于战国末期的匈奴，是第一个完成蒙古草原统一工作游牧帝国。只是没有哪个政权能够长盛不衰。在西汉王朝的持续攻击之下，被压缩至漠北草原的匈奴人，内部矛盾逐渐激化。及至公元前一世纪中，以匈奴为标签的北亚游牧联盟开始出现“五单于争位”混乱的局面。在这场争斗中落败的一支匈奴部落，跨越蒙古高原中部的大漠戈壁，向被汉帝国控制的漠南地区迁徙，并试图得到汉朝的保护。这使得 “南匈奴”的称号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对于西汉王朝来说，并没有理由拒绝这样一支前来投诚的游牧部落。在得到汉朝的支援之后，南匈奴得以击败北匈奴，成为漠北的统治者（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的亲事件—“昭君出塞”，对象即为南匈奴单于）

进入公元1世纪中，相似的一幕再次出现。匈奴内部又一次以大漠戈壁为界分裂为南北两部分。新生的“南匈奴”政权仍然希望通过向汉帝国称臣的举动，赢得这场内部战争。然而这一次，东汉王朝的创建者“汉光武帝”的想法却有些不同。具体来说，游牧于阴山北麓的南匈奴并没有像100年前的“南匈奴”一样，在汉帝国的支援下重返漠北，而基于分而治之的原则，安置到了河套地区。

最开始，南匈奴的王庭被允许驻扎于长城之南的阴山山脉中（今内蒙古固阳县境），属五原郡辖区。与汉朝在河套地区的地缘枢纽“九原”相隔仅80里。对于游牧者来说，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安置点，尤其五原郡一带向来是游牧政权在漠南地区的活动中心。只是这样的安排，并不能让汉帝国感到安心。毕竟这种做法，相当于把河套平原，变成了一片胡汉混居的农牧相杂之地。即便不考虑这南匈奴的忠诚度，这种格局也不利于管理。

很快，随南匈奴内迁的游牧部落，被进一步内迁安置在了鄂尔多斯草原之上，其王庭则被允许设帐于降水条件相对较好的，陕北高原最北端的西河郡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纳林乡，西距鄂尔多斯约90公里）。在这里，南匈奴的核心部落可以沿一条名叫“湳水”的黄河支流放牧。而在湳水下游，今陕西府谷县古城镇，汉朝当时还设置了一个县—富昌县。1999年之前，准格尔旗的旗政府亦同样设置湳水中游的沙圪堵镇（后北迁至今址）。由此可见，汉朝是有意识的将一块有农业开发潜力的土地，交付给南匈奴设立王庭。这种做法即可显示对南匈奴贵族的优待，又便于就近管理。回想之前对于鄂尔多斯市地理结构的解读，你会发现它的设置几乎就是当年安置南匈奴内迁事件的翻版。

没有人生来就是劫掠者，游牧民族对农耕区的侵扰，初衷是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使之缺乏度过困难时期的能力。与农耕民族可以储存粮食以备不时之需不同的是，游牧者的财富和食物来源很大程度依赖畜群。一旦因天灾造成牲畜大范围死亡，劫掠农耕区便成为了一种自救手段。只不过，当游牧者发现将分散的力量集合起来，能够让他们轻易从农业区获取资源时，他们也会很愿意在秋高马肥之时，将这种行为作为一种正常的渔猎活动。

无论对于东汉王朝与南匈奴来说，这看起来都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获准进入长城以南的南匈奴部落，能够从汉王朝那里得到粮食安全。而在东汉王朝抵御其它游牧者入侵的战争中，接受汉朝调度的南匈奴部落，则可用来冲抵对方的马上优势。然而这种平衡的前提，是汉朝能够稳定控制三个河套平原。一旦中央帝国因为内乱而无力控制这三个战略要点，那么无论是内附于鄂尔多斯草原的南匈奴人，还是那些在长城以外虎视眈眈的游牧部落，都有可能主动出击打破这一平衡。

在了解河套地区在东汉时期的地缘政治格局后，相信即便对历史不够了解的人，也能预感到在诸侯并起的东汉末年，河套地区将会发生些什么。不过这一切的展开，要等我们顺着“十三刺史部”的脉络，将中央之国的基本地缘结构过一遍之后，再会沿历史线逐次展开。下一节，我们将把目光再次转回山西高原的北部，去探究一下幽并两州是以什么样的原则进行分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