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历史还可以看出，中原政权对于河套平原的控制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每当内部陷入战乱，这片可农可牧的土地便会被第一时间被放弃。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河套平原虽然可事农稼，但在位置上却是一个危险的突出部。抛开位置上更加孤立西套平原暂且不说，即使中原政权能够控制前、后套平原也会发现，在鄂尔多斯高原自然降水，不足以支撑大规模农业开发的情况下，云中、五原、朔方三郡，实际是处于两面承压的危险境内。游牧者不仅会在阴山长城以北的草原上游弋寻找机会，还会从狼山与贺兰山之间的缺口处，跨越黄河进入鄂尔多斯草原，从后方进行攻击。正因为如此，汉朝也在杀虎口两侧分拆出“定襄郡”，以在河套有失的情况下，为雁门郡和大同盆地的安全，增加一层缓冲。

那么，在群雄并起的东汉末年，包括两汉交会之时，河套平原有没有再一次被放弃呢？应该这样说，情况比想象中的还要复杂些。关于河套地区控制权的转换，其影响力也远不止于三国时代。下一节的内容将揭开这个迷团

有古代高速公路之称的“秦直道”为什么被放弃

大河之北—冀州.并州.幽州（6）

在赵人代表中央之国进入河套平原之时，他们为这片土地打上的标签是颇具浪漫色彩的“云中”二字。而在汉朝重新进入河套地区之后，“朔方”开始取代“云中”，成为整个河套地区最引人注目的行政标签。狭义的“朔方”，指的是在汉武帝夺取河套之地后，在后套平原所设立的“朔方郡”；广义的“朔方”，则是汉武帝在20年后（公元前106年），创建“十三刺史部”时，扩张成为的“朔方刺史部”。

“朔方”意指“朔气覆盖的北方”。“朔气”在古汉语中指的是北方的寒气。气候是帝国在这片土地的最大障碍，这一标签的出现，表明当时的汉王朝对这一点已经有了深刻感受，而整个河套地区在气候上的纠结，又与“季风”有关。所谓“季风”指的是：以一年为周期，大范围的冬夏季风向相反现象。受来自太平洋的暖湿气流影响，每年夏季，东亚大陆每年夏季都会从东南方向迎来夹杂着大量降水及热量的“夏季风”；而到了夏季风消退的冬天，控制东亚大陆的则是由大陆冷高压吹出的“冬季风”。这种受季风现象影响明显的地区被称之为“季风区”。在地球上，东亚、东南亚，以及南亚三个板块都属于季风区。其中东亚季风区是唯一处在温带的季风区。

如果不考虑东北地区的话，无论是用长城还是“十五英寸等雨线”来划定中央之国核心区，或者说农耕区的边界，都会发现它们其实都是与东亚季风线相合的。冬季寒冷干燥、夏季高温多雨，是东亚季风区的最显著特点。这一特点带来的一个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效应，那就是“雨热同期”。作物的生长即需要降水也需要热量。如果这两项条件能够同期出现，自然是极好的。与这一特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亚大陆西端的情况。在欧洲，气候最宜人的区域是地中海周边。然而“地中海气候”的一大问题就是“雨热不同期”，夏季少雨、冬季多雨。这也造成了地中海周边虽然是欧洲气候最好的区域，并且催生了古希腊、罗马文明，但从人口潜力来说，却始终无法与处在季风气候区的东亚、东南亚、南亚相比。

1935年，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通过分析中国各地的人口密度，在地图上划出了著名的“胡焕庸线”，这条从东北黑河延伸到云南腾冲的对角线，将中国切割成了两部分：东南部的人口高密度区与西北部的人口低密度区。当我们把人口角度的“胡焕庸线”放在气候角度上审查，就会发现它本质就是条“东亚季风线”。只需把受温度限制，当时难以进行大规模农业开发的东北地（两辽地区以北部分）去除掉，这条季风线就足以用来解释华夏文明在古代的边界问题。

由于海洋距离过远，并受到山脉阻隔，在东亚季风线以西以北的大陆腹地，海洋性夏季风的作用开始减弱，大陆性影响扩大。夏季依然炎热温润，但降水较季风气候区低；冬季则更加的干冷。这种气候条件影响下的地区，气候类型被称之为“大陆性气候”。不幸的是，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河套地区正处在两处气候区交汇之处，由季风区而来戍边的战士和农夫明显能感觉到，这一地区的气候与自己的家乡存在本质区别。

对于中原王朝来说，无论采取何种手段控制河套平原，都必须要面对鄂尔多斯草原横亘其间的问题。虽然中原王朝同样可以利用这片草原放牧，将之定位成为自己的畜牧基地，尤其是用来饲养马匹，但却没有办法开展大规模农耕经济以固定人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秦、西汉、东汉三代王朝，尝试了三种方案。其中西汉王朝的解决办法，就是将三个河套平原、鄂尔多斯高原，以及大部分的陇东、陕北高原放置在了一起，组合而成了“朔方刺史部”。

技术上看，这一方案相当于把关中平原从“雍州”概念中剥离后，补充河套平原。问题在于，关中平原是整个雍州板块的核心，并对境内其它板块辐射影响力和资源。反观河套平原则无法承担这个任务，更因为地处边地的原因，需要从其它地区调配资源。为此，西汉王朝在设立“朔方刺史部”时做了两个补救措施：一是将西河两岸的高地，包括部分陕北高原和吕梁山地，设立为“西河郡”并归属于并州刺史部。这样设计的好处，在于让来自山西高原的力量，更多参与对前、后套平原的战略支援上来；二是延续秦王朝时的做法，将西套平原与陇东高原东部组合而成了“北地郡”，以让孤悬于西陲的贺兰山麓，更多得到来自关中方向的支撑。

容易被人忽视的，是两世而亡的大秦帝国，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前瞻性设计。笃信自己强大中央控制力的秦帝国，并没有在中央与地方诸郡之前设立“州”一级的连接层。在河套平原，除了保留云中郡的建制以外，汉朝后来所分立的朔方、五原二郡，在秦王朝都属于九原郡辖区。换句话说，整个前、后套平原的行政建制，在赵、秦、汉三代，经历了一拆二、二拆三的变化。吕布的出身地，今名包头的“九原城”，在变身成为汉“五原郡”郡治之前，则是秦“九原郡”的郡治所在。

在战略支援河套平原的问题上，崛起于关中平原的秦王朝，更多将担子压在了陕西部分。以陇东高原为核心的“北地郡”覆盖了西套平原，以及大部分鄂尔多斯高原的中西部。其北境直接与九原郡相对接；以陕北高原为核心的“上郡”，则向北与云中郡接壤。然而不管在地图上怎么调整，都无法解决鄂尔多斯草原的阻隔问题。尤其上郡、北地两郡的地缘潜力有限，秦帝国更多希望在得到预警后，利用关中平原的力量对阴山防线进行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