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用来代指古代中国的“九州”概念。汉王朝将“十三刺史部”命名为“州”，的确源出于“九州”概念。具体来说，源起于《尚书禹贡》一书所划定的天下九州。这个最初的“九州”设定亦因此被称之为“禹贡九州”。在“分久必合”的期冀之下，著书之人依山川地势，将统一后的中央之国分割为了九个行政区，分别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以及雍州。考虑到禹贡一书为九州所设定的地域范围，并没有将河套地区划入，一般认为这本托名大禹所作之书，成书时间应不晚于赵武灵王征服河套地区，也就是公元前300年这个时间点。
虽然“禹贡”一书的具体成书时间存疑，但“禹贡九州”的规划图被设计出来之时，天下显然还处在诸侯相争的阶段。这一设计更多是对天下归一之后的一种展望。不过成就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的秦王朝，在行政规划上并没有参照《禹贡》一书的设计，而是仅设计了郡、县两级行政区。汉武帝的“十三刺史部”设计，算是真正的将这一设计理念落地。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三国中才会看到曹操击败黄巾军之后，收其精锐所编成的军队被称之为“青州军”；董卓及马超家族的兴起之地为“凉州”；赤壁之战所争夺的焦点是“荆州”；最终让刘备得以安身立命的地区为“益州”。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然而单一数量来看，你应该也能感觉到，汉王朝所设立的“十三刺史部”，并不完全是对“禹贡九州”概念的照搬。这一方面是因为，为了与“九”这个中国人认为至尊无上的数字相合，“禹贡九州”的设计本身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汉王朝所覆盖的版图已然超出当年“禹贡九州”设计者的认知，对于这些较晚纳入中央之国范畴的地理单元，需要进行合理的安排。不过无论是理想化的“禹贡九州”概念，还是汉王朝落实在行政设计上的“州”，其划分的基本原则却是没有变化的，那就是“山川形便”。
“山川形便”指的是根据山脉、河流等自然地理特征划分地理单元，进而切割行政区域的原则无论在“地缘”还是“地缘政治”层面，“山川形便”都是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其核心要义在于，行政区划应该以地理为基础。在西方，最先明确提出根据这一原则认定行政区边界的政治家，是1661年-1715年执政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这位将法国推向极盛状态的君主认为，法国应该以自然界的天然地理特征做为领土边界。这些天然边界，能够帮助法国抵御外部侵害。
这一观点被称之为“天然边界/疆界”或“自然边界/疆界”理论（行文中将以“天然边界”称之）。虽然亦有观点认为，“天然边界”理论是著名的红衣主教黎塞留最先认可，或应该迟自法国大革命时期才被确立，但不管哪个时间点更为准确，都意味着最起码在17世纪以前，将自然边界与政治边界相合的理论在西方都没有成型。由此你才会看到在欧洲历史上，一个国王所领有的土地，经常会如飞地般的存在于另一个王国境内。
无论是东方的“山川形便”还是西方的“天然边界”理论，其诞出都与“大一统”意识和“中央集权”理念的出现有关。裂土分茅时代，国与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更多是靠一套彼此都认可以封建规则来运行。这一背景之下，天然边界的作用并不像后世那样大。在中国进入大一统模式之前，这种情况同样存在。最为典型的就是“三家分晋”之后，韩、赵、魏三国犬牙交错的领土格局。这三个被合称为“三晋”的国家，之所以形成那么复杂的领土结构，是因为它们当初还在晋国内部，通过封建制度领受封地时，并没有独立成国的需求。尽管“三晋”在独立之后，都意识到这种格局对彼此都是一种牵制，并因此在历史上多次进行领土互换。无奈初始设定过于混乱，几乎没有可能调整出一个三家诸侯都满意的方案。
回顾法国提出“天然边界”理论的历史背景，亦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在走出封建体系支撑的中世纪之后，法国是最早开始中央集权尝试的欧洲国家。“英法百年”战争（1337年 - 1453年）的结束，让法国得以收复之前英格兰君主所控制的领土。此后法兰西的君主开始着手解决内部的封建割据问题。经过不断的努力，17-18世纪的法兰西，成为了欧洲当时最为成功的“中央集权”式国家。由此你也应该能够感觉到，为什么作为法兰西中央集权倾向代表路易十四，同时也被认定为是“天然边界”理论的提出者。
19世纪末，在西方凭借工业力量，开始有实力瓜分整个地表时，“天然边界”成为了殖民帝国们分割世界的主要依据。作为辅助手段，横平坚直的经纬度划界法，则主要出现在那些几无地理特征的大沙漠地带。值得玩味的是，作为硬币的另一面，分权倾向的英国则在分割殖民地时，却采取以经纬度划界法为主的做法。如果你去观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三个英国以外最重要英语国家的行政地图，会发现它们国内的的大部分都是呈“横平坚直”状态。即使各行政区之间，有明显的山脉或者河流帮助它们分割。
最能体现这两种划界法异同的，是今天的美加边界。英法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在这里碰撞出了一条 “西直东曲”的边境线。其东半部，之所以呈现出尊重“天然边界”的曲折状态，正是因为这部分加拿大领土，原本属于被称之为“新法兰西”的前法国殖民地。而在完全可以用英式思维的西半部，绝大部分边界是呈现出直线状态。
关于英、法两个相爱相杀的欧洲国家，是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影响世界的，在《地缘看世界》的另一个系列“英美文明”中有详细的解读。在解读“禹贡九州”的设计时，跨越时空将西方的“天然边界”理论拿出来做对比，意义在于无论比较理论设计的时间点还是落实时间，你都会发现：在尊重地理规律进行“地缘政治”设计的问题上，中央之国较之西方有着长达两个千年的领先度。而这一切的发生，又与中国较早结束“封建”时代，进入大一统模式的历史背景有着直接关联。
对地理规律的研究及应用，不仅帮助中央之国遵循“山河形便”的基本原则，厘清了内部诸板块的边界，更让滋生于这片土地上的华夏文明，很早就认识到自身核心区的范围。正因为如此你才会看到，尽管在秦王朝之后，中央之国核心区内的所发生的一切，乃至与诸边缘板块的关系史，总有周期律式的重复感，但将长城以南地区置于同一政权覆盖之下，始终是一种执念。就像我们现在所切入的“三国时代”，无论哪一方诸侯，心底其实都十分清楚，天下最终将重新归于一统。
“重复”并非没有积极意义。一个文明的延续时间越长、越稳定，那么它被消除的难度就越大。如果将一甲子时间视为一个可能激发质变的“地缘量变期”，那么当发现在经历过数十个这样的“地缘量变期”后，华夏文明和中央之国的地缘基本面都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时，你很难不对自身的文明的稳定性产生一种信任感。当然，这并不代表一个文明不需要与时俱进，去学习其它文明的优点。只不过一如鲁讯在《且介亭杂文集》中所写的那样：“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世界的活力在于其多样性，有自己的独特性，于这个世界便是有价值的。若能扬长补短、主动学习，有的便不只是样本的价值，而是贡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