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那些尾大不掉的地方诸侯，不会愿意看到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侵害。朝廷的这一“削藩”之举，引发了史称“七国之乱”的诸侯国叛乱。这场叛乱并不是“郡国并行制”设计者—汉高祖刘邦所希望看到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设计者试图用子弟分封的形式，来确保王朝认同不被颠覆的目的还是达到了。最起码有实力叛乱的都是刘氏子弟。无论结果如何，胜利者都会延续王朝的存在。
在初代“地缘量变期”内，一个新生王朝有两年最重要事情要做：一是消除国民对前朝的记忆，建立对新王朝的认同感；二是创建一个可持续的治理体系。相比之下，第一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当一个王朝的绝大部分臣民，最初的记忆都是始于这个王朝之时，习惯的力量将会成为一笔重要的政治资产。反之，当一个王朝分崩离析时，王朝的记忆同样会成为一笔政治遗产。由此你会明白，无论是后来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还是刘备的汉室宗亲身份，所争夺的都是“人心思汉”的遗产。
那么“人心思汉”的心理，是不是地缘要素呢？答案是肯定的。总体来说，地缘要素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物理性”的。比如山川地势、气候，包括种族都是属于这一类型。人类可以用技术对物理性地缘要素做一定改造（比如大禹治水），但更多是要学会尊重自然规律，让自身的活动与自然规律相适配；另一种类型则是“群体心理”性的。人类的宗教意识、国族认同、政党/主义等等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相较于前者，“群体心理”性的地缘要素，要更容易改变也更容易被创造出来。但这种改变和创造，一定要经过时间的沉淀和考验（最少是一个地缘量变期），才能够升级为一个地缘级别的影响要素。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群体心理”性的地缘要素，其特征产生必须与“物理性”要素相适配的，或者说以之为基础。比如说一个产生于热带沙漠地区的宗教，在传播至热带雨林地区时，就势必需要做出一定形式的改造；而认定两个意识形态趋同的地缘政治板块，并不会因此就天然走到一起。决定彼此关系的，更多是物理环境上的异财之处。为此，我们可以将物理性地缘要素，称之“原生性地缘要素”；群体心理性地缘要素，称之为“次生性地缘要素”。
作为一个“群体心理”级别的地缘要素，王朝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的减值，并在一个“地缘量变期”后几近消失。诸葛亮明知蜀汉在三国之中实力偏弱的情况下，还高频率的北伐，很大程度就是试图在这笔政治遗产的影响力消失之前，为后来的蜀汉谋得一个地理上的好身位。
回到汉王朝的行政区划问题上来。与基于同样原因爆发过“八王之乱”的西晋王朝相比，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力还是要强上许多，“七国之乱”很快就在朝廷的强力镇压下被平定。此后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取消诸侯治理封国的权力（权力仅限于收取封地的租税作为俸禄）；实施“推恩令”，要求诸侯王将自己的封地分给子弟（以使得封国的面积越来越小）等等，极大的削弱了诸侯国的存在感。
终两汉之世，封国的力量都是被压制和弱化的，以至于到了三国群英并起的东汉末年，你在地缘政治舞台上已然看不到封国的力量在发挥作用。然而汉王朝始终还是没有摒弃“郡国并行制”。从技术上看，维护“分封”体系存在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让诸侯们享有多大的政治权力（因为这种政治权力与中央集权的需求，本质是矛盾的），而是将对王朝具备天然感情的宗族血亲广布于地方。正因为如此，你才会发现在东、西两汉大厦将倾之时，诸如刘备、刘秀这种已经不具备贵族身份的汉室血亲，能够自下而上的扛起中兴汉室的大旗（区别在于前者成功了，而后者无力回天）。
既然“封国”性质的诸侯，在三国时代已经没有了存在感，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要耗费笔墨去铺陈呢？难道仅仅是为了说明刘邦当年的设计，让汉王朝在两次遇到危机时，都能有子孙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封国与郡县并存的双轨制结构，在汉武帝统治时期，催生了三国时代最重要的行政建制—州。
汉武帝是公元前141年登上帝位的，此时距离汉高祖刘邦建立王朝（公元前202年），正好过去了一甲子的时段。这意味着，帝国正在进入第二个地缘量变期。通常情况下，一个王朝如果能稳定度过第一个地缘量变期，那么它的积累将在第二个地缘量变期爆发。对汉武帝个人来说，更幸运的是他的在位时间长达54年（前141年-前87年）。在与帝国相伴度过第二个地缘量变期的同时，能够尽享了这个高峰期所带来的红利。
帝国版图的对外扩张，并不是汉武帝时期在地缘政治层面的唯一变化。在内政问题上，封国与郡县并存的“双轨制”模式，使得王朝在内部治理问题上，始终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当封国尾大不掉时，这种矛盾一般体现为诸侯们对帝国派驻地方官员的无视；而在封国权力大大削弱之后，那些直接受命于朝廷的帝国官员，又往往对另一体系内的皇亲贵胄缺乏足够的尊重。更为复杂的是，随着“推恩令”的推行，帝国的行政结构变得更加的细碎。这一局面使得帝国中央，需要在“郡-国”两大体系之上另做顶层设计，以监察和调和诸行政区之间得失、矛盾。由此便应运而生了“十三刺史部”这个影响深远的地缘政治设计。
所谓“十三刺史部”在最初被设计出来的时候，并不是一级行政区。准确的说，汉武帝是将帝国核心区划分为了十三个“监察区”，每区由朝廷派遣刺史一人，负责监察这一区诸郡/县、封国的吏政，并在出现矛盾之时，进行调解、评判，或者向帝国中央汇报真实的情况。应该说，在行政双轨制及政区细碎化的情况下，身为中央与地方连接纽带的“刺史部”，能够帮助汉王朝的国家机器运行的更加流畅。
从公元前106年被设计出来，一直到公元188年间的将近300年时间里， “十三刺史部”都忠实的履行着自己监察区的职责，只是在王莽的“新朝”及后来的东汉时期，在数量和范围上做了些许微调。此后则由于时局的需要，晋升成为了一级行政区，并很快以之为基础形成了割据状态。这一局面的产生，意味着进入三国时代之后，汉武帝当年为监控地方、加强中央集权所做的地缘政治设计，反过来悲剧性的促成了王朝的崩塌。
关于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在后面的“黄巾之乱”部分会有所解读。现在要解释的问题是，最初我们说到的三国时代最重要的行政建制—州，又与现在解读的“十三刺史部”有什么样的关联呢？答案很简单。因为这些刺史部的具体名称，基本都是以“州”命名的。在它们由一级虚设的“监察区”转化为一级行政区后，原本只负有监察职责的“刺史”一职，亦变化为了总管一州的军政大权的“州牧”。接下的内容，我们将全景式的展现，“州”这个地缘政治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其在汉王朝的设计，又遵循了什么样的地缘规则。
天下九州篇之：“禹贡九州”和它的“天然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