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及“地缘”概念的角度来说，具有最广泛认知度的“三国”，始终是一个好的载体。既然不大可能真的去修一部“地缘中国史”，看之前那数百万的文字来理解地缘概念，又实在是有些累人，那么找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另起炉灶，以相对较短的篇幅重新发现中国、推广地缘视角倒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只是我也不知道“英美文明”部分什么时候结束。之前答应过很多朋友，今年会开启三国部分，总是不能食言的。既然如此，那就索性双线进行。
比起汉、唐等帝国，三国故事的主战场并不算大。具体点说，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博弈。但这并不代表那些边缘板块就没有出镜的机会。比如可以通过对“羌人”的解读，理解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地缘关系；用“鲜卑”、“乌桓”来探究蒙古草原的存在。将这些边缘板块纳入解读范围，有助于全景式感知中央之国的地缘结构。
理想的更新进度，应该是每周一篇三国、一篇英美文明（先声明，不一定能做到）。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大脑需要不断的切换，并且更多的与电脑相伴。不过反正已经写了十年，突破一下过往的舒适空间，也是很有必要的。一线透过“三国”知己，一线旁观“英美”知彼，又何尝不是一种乐事。
温骏轩
2019/5/7
引子
时间：作为中国人最为熟知的一段历史，世人所理解的“三国”时代一般起自公元184年，也就是“黄巾之乱”发生的那一年。而从法理上来说，三国时代则应起算于曹丕正式终结汉帝国，建立魏王朝的公元220年，结束于吴国为晋所灭的公元280年。当然，若单纯从鼎立格局的形成，来认定三国时代的起点，那么这个起点更应落在刘备入主益州，从刘璋手中夺走益州牧的公元214年。
之所以要把上述时间点罗列出来，是因为在地缘视角中，“时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缘要素。在一个较短的时间段，影响最终走向的很多地缘要素，并不能充分显现出作用来。半个世纪或者一甲子（60年）的时段，是考察地缘结构变化的最小时间单位，我们可称之为“地缘量变期”。在一个充满机会的乱世，一个创业者能否脱颖而出，更多取决于他的谋断。而一旦地缘政治格局趋于稳定，并且经由一个地缘量变期沉淀的话，那么最终的地缘政治走向，就非一人一世之力所能左右的了。
三国时代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即包含有新地缘政治格局的草创过程，又有地缘政治格局趋于稳定后的博弈。以此来说，尽管“东汉末年”并不能在法理上认定为是三国时代的一部分，但作为三国时代的形成期，其过程被纳入“三国”概念中是不会有争议的。换句话说，“地缘三国”的时间跨度，将与大家所熟悉的“三国演义”一样，起始于“黄巾之乱”，结束于“三家归晋”。
如无特别说明，行文中所述及的“三国时代”，时间范围将涵盖公元184-280年的这段历史。前后近百年的跨度，让我们有机会从各个角度观察诸如：天时、地利、人和这类地缘要素，在不同时空下的转换和作用。
空间：就地理层面来说，一如我在前言中所描述的那样，三国之争很大程度可以被概括为：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博弈。魏国之所以具备以一敌二的能力，在于其统一了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北方地区。反之分享长江流域的吴国和蜀国，则必须联合起来才有实力对抗前者。至于以四川盆地（长江上游）为根基之地的蜀国，与以江东平原为根基之地的吴国之间，谁更有比较优势，在于谁能控制身处两湖平原（长江中游）属性荆州。
上述“品”字型博弈格局，向为世人所熟知。发现在这一空间内的三国故事，自然也是“地缘三国”的解读重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视野就仅仅局限于此。那些过往不那么为大家在研究三国时所重视的边缘板块，同样将展现在大家面前。可以这样说，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了解1800年前这些边缘板块，到底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甚至比三国博弈的故事更加重要。
考虑到所谓“西晋”在完成统一之后，几乎马上就因为“八王之乱”而陷入了分裂状态。其后进入的“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代，又都是中国历史中著名的混乱时代。一直到唐王朝的建立，中央之国才真正迎来了新的大一统时代。你会发现，被认定为三国时代导火索的“黄巾之乱”，其所触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延续时间远不止百年，而是长达434年（公元184-618年）。
然而把中国历史中这场跨越4个多世纪的大混乱，归因于一场延续时间不到一年的农民起义，显然是不公平的。你很难想象，那些在“三家归晋”后不久，就开始在中央之国核心区争霸，并触发“衣冠南渡”现象的边缘民族，是一夜之间获得这些机遇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地缘三国”的空间范围扩大化。可以这样说，今天中国领土所涉及到的地理单元，基本都会在行文中出场。这些板块各自有什么样的地缘特点，以及在三国时代的地缘面貌（如当时为什么样的民族所覆盖、经济上呈现什么样的结构，与中原地区呈现什么样的关系），则会随着时间线的延伸，在不同的阶段展示出来。
“郡国并行制”与“十三刺史部”
如果从公元184年的“黄巾之乱”开启三国故事的话，那么这个激情澎湃的年代有36年其实是发生在东汉末年。这意味着汉王朝所做的行政设计，将成为三国诸侯们博弈的地缘政治基础。理解这些行政区的地理、历史背景，是对这个时代进行地缘解读的前提。
将王朝所控制的疆域划分为郡、县级，并且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员，是秦朝乃至此后大一统王朝，落实中央集权体制的核心模式。问题在于，秦王朝过快崩溃的前车之鉴，一度让汉王朝在承接秦制时产生的怀疑。在汉高祖刘邦看来，如果秦王朝能够像周王朝那样，将同姓子弟分封于诸战略要地，那么在王朝遇到被颠覆危机之时，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求，这些以血缘为纽带的封国，将会自发进行反制，以缓解帝国中央所承受的压力。
然而周王朝的分封式虽然使得周王朝的国祚看起来维持了将近八百年（前1046年—前256年），但众所周之的是，被分割为“春秋”“战国”两段的 “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周天子只是如傀儡般的存在。新生的汉王朝，同样不会愿意重走这样一条老路。在这种情况下，汉王朝试图用“郡国并行制”这种双轨制模式，来结合“分封制”与“中央集权”模式的优点。
所谓“郡国并行制”，简单点说就是将刘姓子弟所受封的封国与郡县相杂。理想状态下，这两种体制应该能互相制衡，共同成为王朝稳定的基石。无奈的是，分封体系与中央集权体系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的存在。而汉王朝初创“郡国并行制”时，受矫枉过正心理的影响，又赋予了封国过高的权力。除了接受朝廷派驻两个最高等级的官员以外（太傅、丞相），这些地方政权几乎是完全独立的存在。
公元前2世纪中叶，始建于公元前202年的汉王朝，正处在第一个地缘量变期完成的关键阶段。帝国中央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亦累积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如果任由这些过于强大、自主的诸侯国继续在第二个地缘量变期里壮大，汉王朝最终将很可能成为周王朝的翻版。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的第四位君主（汉景帝）决定缩减诸侯国的规模，将资源进一步集中在朝廷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