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分裂情况也出现在尼德兰地区。在荷兰南部和比利时、卢森堡地区，天主教徒占据了优势。而在荷兰北部的沿海地区，以加尔文派为主的新教教徒，则成为了荷兰崛起的推动者。不过就像之前称霸地中海的威尼斯一样，荷兰能够以如此狭小的国土成长为“海上马车夫”，取决于共浓厚的商业基因。至于宗教，无论在荷兰人还是威尼斯人更多是当成一件纯粹的工具。假如你今天去调查荷兰人的信仰，会有超过一半的人告诉你，他们并没有宗教信仰。
另一个整体进入新教世界的板块，是环波罗的海的北欧四国（包括丹麦、瑞典、挪威和荷兰），以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这两个波罗的海国家。至于波罗的海国家中的另一个成员立陶宛，则与当时和其组成联邦的波兰一起，留在了天主教世界。受德国北部低地区的影响，环波罗的海新教区的主要信仰，也是由德国人“马丁.路德”所创立的“路德宗”。
接下来，终于到了我们的这部分内容的主角—英国。在结束“英法百年战争”（1337年 - 1453年），并彻底放弃在欧洲大陆的领地后，英国如果还想有所作为，希望只能在海外。很显然，教廷将世界交由西、葡两国分割的做法，并不可能让英国获益。而从地理位置来说，大西洋离岛属性的英国，又没有办法像法国那样去争夺在罗马教廷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与天主教世界进行切割，转而投入新教运动中，成为了英国崛起的必然选择。
然而在具体的选择上，英国又是矛盾的。这是因为，出于摆脱罗马教廷束缚的需求，无论是路德派还是加尔文派，都展现出强烈的“去中心化”倾向。虽然英国基于历史原因，一直没有办法进入中央集权模式，但这并不代表王室不希望权力向自身集中。事实上，正是因为作为统一纽带的王权已然弱化，英国才不希望在意识形态上，再出现“去中心化”现象。有鉴于此，英国在这次宗教改革中所展现的特点，更接近基督教第一次大分裂时，拜占庭帝国之于东正教的做法。一方面，保持旧有宗教中的祭祀体系及仪式；另一方面，则通过控制对主教的最终任命权，将神权置于王权之下。
英国的这次不彻底宗教改革，直接造就了基督新教三大派系中的“英国国教”。从英国的国家需求来说，这应该是最合适的选择。以对权力结构的认知来说，基督教新教诸教派都认为，世俗的权力应该高于宗教权力，宗教应该是服务于人的（而不是像天主教那样，将神权置于人权之上）。但以这次宗教改革的初衷来看的话，这个最高权力应该归属于个人，而非是如英国那样曲解为王权。在整个宗教改革强烈的“去中心化”思潮影响下，并非所有英国人都对这种折衷式的选择感到满意。这部分希望英国国教进一步改革，以彻底和“旧教”遗产划清界线的英国人，就是后来将“英美文明”升至2.0版的“清教徒”。
清教徒们在最初的信仰上可以归类为“加尔文派”。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群希望以“加尔文派”信仰，来对英国进行宗教改革的基督教徒。共同的信仰使得英国的清教徒与荷兰关系良好。在遭遇政府迫害之时，很多有分离倾向的英国清教徒，被迫逃往了宗教政策宽松的荷兰。乘坐五月花号前往北美的那些清教徒，之前就曾经在荷兰做过难民。问题在于，大多数清教徒还是希望能够从“英国国教”内部进行改革，而不是单纯的分裂为新的教派。这种夹杂了国家和民族意识的思考方式，使得我们不能简单的将“清教”归类为上述两个教派的分支。
英国在北美的殖民，以及不用意识形态设限的移民政策，让不满足于英国宗教改革的“清教徒”们，找到了在一个全新土地上实践自身理想的方向。在英国允许“新格兰地区”自治的情况下，清教徒们与英国之间的矛盾得以调和。前者开始凭借自身努力，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以饱满的宗教热情拓荒；后者则借助前者的努力，实现了国家的扩张，并得以压倒与之进行地缘政治博弈的法国。
了解上述历史之后，我们可以对所谓“清教精神”做一个粗线条的总结。首先，清教徒们共同且坚定的信仰，是他们之间能够形成合力基础；其次，基于清教的“去中心化思维”，清教徒们的确更强调个人主义。但这并不代表清教徒漠视集体思维的作用，他们所反感的只是一个更强调管理权的“大政府”；第三，即使不愿意受传统管理型政府的约束，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清教徒们，总归还是要找到一个自我管理和组织的模式。这个模式即不能与信仰发生冲突，又不至于产生威权，还要能行之有效。
将商业精神与宗教信仰结合，是清教徒们达成上述平衡的有效做法。具体来说，清教徒们认为让上帝显得伟大的最好做法，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清修，而是去用各种办法“理性的赚钱”。这些赚来的钱，除了让自己变得更幸福以外，最终还是会回馈于社会，以形成良性循环。这种积极入世的务实做法，尤其是对工商业所持的积极态度与荷兰人颇为相似。这也是为什么，清教徒与荷兰人被认为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两大推手。
清教精神在对待工商业时所秉持的积极态度，使得后来的美国有机会成为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但就此认为美国或者说清教精神，只是一种商业精神那就有失偏颇了。清教徒们坚定的宗教信仰，使之在对待家庭和土地的问题上，更加的回归圣经的本质。与大多数宗教一样，基督教的教义对于生育是持鼓励态度，并且清楚土地是人类生存和物质产生的基础。换句话说，在利用商业等一些机会创造物质的同时，清教徒们在繁衍人口和农业开拓的问题上，同样足够努力。
与更突显商业基因，喜欢通过控制物流，而获取最大商业利益的荷兰人相比，清教徒们的这些综合属性，显然更有利于建立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这些特质不仅帮助那两万名清教徒在“新英格兰”地区站稳脚跟，并在人口上逐渐压倒有国家力量支撑的南部殖民地，及相邻的“新法兰西”，更为后来的美国注入了文化核心。
公理制、信仰以及教育
不管用哪种意识形态做粘合剂，一个社群的形成始终都还是要有一套管理体系。以基督教教会的管理形制来说，总共有三种：主教制、长老制，以及公理制。在基督教新教思想诞生之前，无论是天主教还是东政教所采取的都是“主教制”。不同点在于，天主教体制是将神权置于王权之上，以至于会在地缘政治层面诞生“教皇国”这样特殊政治单元来。至于“东正教”，则是将整个主教体制置于王权之下。单从权力集中的角度来说，神权在上的模式会更容易造成政治上的分裂；王权在上的模式则有利于让整个祭司阶层为政治服务。你可以把这种服务理解成维护王权，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认为，这种结构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