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作用与“清教精神”的产生
大家应该都听过一个老人在临终前，掏出一把筷子让儿子们折的鸡汤故事。写这个故事和看这个故事的人，往往都只从“一根筷子容易折断，一把筷子不容易折断”的情节中，理解了合力的重要性，却大多没有注意到这个合力是怎么产生的，又或者说到底是什么让筷子们聚拢成一把。放在这个故事里，这个合力就是“亲情”。
人类与其它生物最本质区别是什么？答案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解读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政治，但归根结底就是人类对世间诸事的想法和认知。从这个角度说，“亲情”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并且是人类最原始的意识形态。一个人类群体要想形成合力，需要以共同的“意识形态”为基础。重点在于人类的“意识形态”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受社会环境影响而形成的。以“亲情”这种最原始的意识形态来说，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其涵盖的范围并不完全一致。在母系社会的环境下，父子之间大概率是没有 “亲情”观念的。而在一夫多妻的环境下，源自父系的血缘关系很多时候并不能成为兄弟间和谐相处的基础。
对于人类整体来说，意识形态的复杂化不是坏事，最起码它让人类之间的“合力”拥有近乎无限的想象空间。三人成众，人类社会本质是由一个个天然形成的小社群组成的（大多数情况下是家庭）。问题在于，两个“3”放在一起未必就一定会产生合力。如果在它们之间放的是减号，那么结果就会是“0”；如果放的是加号，答案则是“6”；而如果是乘号，甚至把其中一个“3”理解为立方数的话，结果又大不相同。以此来说，数量并不是衡量一个人类群体是否更拥有力量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因素。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曹操经常愿意看到，他对面的敌人越多越好；又为什么，总有征服者能够战胜数量超出他们N倍的国家和民族。
回到美国和清教徒的话题上来。作为自由世界的“旗手”，美国文化中所具备的个体性、自由性，通常被过度放大。这倒也不奇怪，毕竟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文艺人，是这一特性的最大受益者。在相关文艺创作中，这种放大符合自身的利益。而当美国需要对外扩张影响力时，政府也更愿意标榜自己的开放性。然而人类之所以能够进入文明时代，说到底是因为比别的生物更有组织性。意识形态也好，政府也罢，它们的存在都是为了提升这种组织性。换句话说，如果当年美国的清教徒文化，只是培养出了一群自由、散漫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断然不可能成就今日之美国的。
从“马萨诸塞湾公司”的移民组织中，大家已经感受到清教徒文化中，所带有的强烈集体性。现在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源点，去看看英国乃至西欧是如何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中一步步裂变的。作为意识形态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宗教在人类文明史中所发挥的作用无出其右。“一神教”则是这一意识形态发展的顶峰。在弥合不同族群意识形态以形成合力的问题上，排它性的“一神”信仰在技术上最为简单，也最容易普及。
当然，长期来看这种以宗教为粘合剂的努力，并不能彻底拉近彼此在地缘基本面上距离。最终你会发现，即使在某一历史阶段，意识形态的统一看起来获得了成功，但接下来势必又会以各种“修正主义”的形式，变异出与基本面贴合的教派差异。实际上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即使不掺杂任何利益因素，一个意识形态也会自然分裂。这使得政治家们所面对的，往往只是一道选择题。比如曾经被阿拉伯人征服，但文明史更长、地缘独立性强的波斯人，在脱离阿拉伯人的统治之后，就只需要选择不太被阿拉伯主流社会所接受的“什叶派”立国，便可以彰显自己的独立性了。
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两次大分裂。一次是公元11世纪的东、西教会大分裂。由此诞生了立足欧洲东部的“东正教”，以及覆盖西欧的“罗马天主教”；另一次则是我们将要解读的，发生于16世纪的新、旧教大分裂。在这次分裂中，被视为“旧教”的天主教分裂出了被统称为“新教”的诸多教派，主要包括：信义宗、圣公宗、归正宗。这三大流派又被分别称为：路德派、英国国教派，以及加尔文派。
结合我们刚才所分析的，你应该已经感觉到了。在宗教思想活跃期，诞出的教派应该远不止于三个。包括上述三个教派之下，其实也是又分裂出了许多次生支派。一个宗教或者说意志形态能否登堂入室，取决于它在地缘政治层面的表现。更直接的说法是，它必须为政治所用。理解了这一层，我们就不用太费力去释读各个宗教流派之间的细微差别。哪些地缘板块有从分裂出“新教”的土壤，才是最需要关注的。
受益于在大航海时代的先发，伊比利亚双雄成为了罗马教廷的最大金主。反过来，罗马教廷亦投桃报李的帮助西班牙和葡萄牙扩张影响力。这其中尤以体量更大，并且在地理既是大西洋国家，又是地中海国家的西班牙受益最多。不仅能够和葡萄牙一起，以“教皇子午线”切割世界，还能够在欧洲大陆称霸一时。在西班牙帝国的鼎盛时期，包括后来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内的“尼德兰”地区；教皇国以南的意大利半岛、北部的米兰地区，以及西西里岛、撒丁岛，都是西班牙帝国在欧洲的领地。
在这种情况下，西欧那些原本在意识形态上受罗马教廷节制的国家和地区，势必会心理失衡，并借助宗教改革之机摆脱教廷的束缚。在同样兼具大西洋和地中海属性的法国，新教主要是以“加尔文派”的形式传播。然而在经历一系列宗教战争后，法兰西最终还是选择了以天主教立国。这一选择的底层逻辑在于，罗马教廷毕竟还拥有着丰富的地缘遗产。以体量和位置来说，法国争夺这笔遗产要更为的有利。如果就此放弃天主教的话，等于将这笔遗产拱手让给了西班牙，而这是法国所不愿意舍弃的。
在德意志，情况变得更为的复杂。简单点说，北部的低地区成为了“路德派”的基本盘，而南部与意大利接壤的高地区，则仍然留在了天主教世界。造成这一局面原因在于，当时的德意志还处在邦国林立的大分裂时期，并没有能够象加强中央集权的法国那样，从整体角度做出单一意识形态选择。不过后来的情况大家也看到了，凭借以“德意志”为标签的民族主义，德国最终还是走上了统一和崛起之路。这也证明了，宗教只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并不是全部。特别是在科技和工业让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质的提升之后，宗教在意识形态层面所能发挥的空间被大大压缩，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