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看来，集体主义思维注定是具有攻击性的。要想让世界长久处于和平状态，就必须找到具有普世性的，以“自由民主”思维为基础的体制。就“历史终结论”来说，显然直接指向的是美国所摸索出来的经验。美国的这种自信，并非只出现在冷战结束之后。事实上，在铁幕拉开之时，通过二战摆脱孤立主义，成为两大超级大国之一的美国，已经不遗余力的在那些刚刚获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中，推广其自认完美的意识形态及解决方案了。冷战的结束，更多是对美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工作的一种认可，并让美国有信心认定，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个，能够让人类走向永久和平的终极方案。
虽然美国输出“普世价值”观的做法，不可避免的会服务于国家利益，但将之简单归结于一种霸权，同样也是不够客观的。这种输出一度是如此的有市场，是因为输出者和接受者都认定：既然西方和美国，已经花费了几百年的时间，帮助人类摸索出了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政治制度，那么西方以外的其它世界，为什么就不能摒弃自己旧有、落后的认知束缚，直接嫁接上这套成熟经验，并走向共荣共存的和平之路呢？
西方自大航海时代以来，所形成的文明自信（甚至是排他性的自信），透过“历史终结论”算是做了一个的总结。这种迷之自信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归根结底是经济自信的自然延伸。在中央之国历史上，同样曾以“华夷之辨”的表现形式长期存在。一直到西方强行叩开古老东方帝国的大门之后，中国人才不得不开眼看世界，并认识到自身文明存在的短板。回首历史，中央之国看起来是在用自身的经历告诉世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存在周期律，但并不存在终结者。
除了代表文明自信的“历史终结论”以外，在西方主流认知之外，也并非没有意见相左的观点存在。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来自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这种观点认为，必须正视其他文明的存在与价值（而不是简单的否定）。人类最终的竞争，并不是以国家和意识形态来划分阵营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只是表象，文化和宗教的差异将会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需要注意的是，“文明冲突论”提出的时间，正是西方文明与价值观处于信心巅峰的20世纪90年代初，萨缪尔亨廷顿能在这一背景下提出文明冲突论实属不易。将他称为“西方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并不为过。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没有真实感受到威胁，类似居安思危的想法注定是不讨喜的。尽管事实上，即使没有来自中国的挑战，客观审视美国这些年来的推广成果，是否存在一种能够终结历史的意识形态、制度，也应该出现很多疑问了。如果说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让美国普通民众第一次意识到，美国和美国的价值观，在外部世界并不是那么受欢迎的话，那么十年后“阿拉伯之春”革命的惨淡收场，则是美式价值观输出史上，所遭遇的最重大外交打击。美国的政治家们悲哀的发现，他们在帮助阿拉伯人打破一个旧世界之后，并没有迎来一个符合西方价值观的新世界（虽然在形式上可复制）。宗教化倾向的埃及穆兄会，在革命之后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正是这种尴尬境地的典型体现。以至于美国不得不务实的默许，埃及的军人们重新执掌国家权力。而今天的美国，对中东政策的摆脱不定，同样源自于这种方向上的迷失。
单单举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的例子，还不能验证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局限之处。中国有句老话叫作“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过来上层建筑的优与劣，同样需要经济来检测。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说，工业化程度是检验一个国家经济成色的最重要指标（除非你认定，那些靠资源和旅游过上富足生活的国家，是人类文明的希望所在）。不幸的是，当你把代表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的“西方七国集团”，加上一度与俄国所组成的“八国集团”，与当年让中国人倍感耻辱与无奈的“八国联军”相比较，就会悲哀的发现：尽管历史已经过去了100多年，期间又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冷战这样极大改变世界政治格局的大变，除了在经济上依附美国而存的加拿大，取代了不复存在的“奥匈帝国”，这两张8人名单几乎谈不上任何变化。
这种不变性，往往被迷信西方文明先进性者，认定为是后发国家的改造不彻底。在华语论坛上，一直以来都存在一个观点：被殖民的时间越长就越先进（或者像日本这种，全方位拥抱西方）。这种说法说到底就是“历史终结论”的一种延伸。换句话说，这种观点认定，只有经过西方嫁接改造过的国家和地区，才能拥有更先进的生产力。然而当我们把当下公认的发达地区名单做一番分析，并与当年的殖民名单做一下对比，就会发现问题在哪了。
联合国、经合组织，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曾经依据自己的标准，列出过发达国家名录。在这些略有差异的名录中，有两个带有明显地缘性的特征，颇为引人注目：一是隶属欧美文明圈的国家和地区占据了大多数；二是欧美文明圈之外有机会上榜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等，无一例外的都带有强烈的东亚文化属性。问题在于，西方以外的世界，大都经历过所谓的“被殖民”阶段。如果被殖民的时间越长，就越先进的话，那么东亚文化圈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在这点上显然并不占据优势。
在中国大陆经济崛起之前，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就，并没有被认定为是由东亚原生文明优势促成的，而更多是作为文明嫁接成功的案例存在。“历史终结论”由一位日裔美籍学者提出这件事，看起来更是颇具象征意义。然而中国模式的横空出世，却对这种自信构成了致命打击。虽然中国在技术上，毫无疑问的从西方学习了很多东西，但无论从政治观、体制、意识形态等软实力层面来看，都没有办法被人当成是西方的学生。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对西方文明心理的冲击，并不仅仅体现在集体主义这点上（在经济上，一定程度表现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对一种自己不了解的文明，取得成功而产生的恐惧。这种恐惧感，本质与19世纪、20世纪相接之时，中国人在不得不开眼看世界时，内心所产的恐慌是一样的。其在心理层面产生的不安，甚至比当年的苏联模式，对西方的心理影响要更大。毕竟最起码从彼得大帝起，俄国一直就在证明自己的西方属性。即使是后来的主义之争，也不会影响到西方整体的文明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