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并未终结
—中国模式的启示与人类文明的再平衡
年终岁尾，如果要评选2018年度最热事件，想来候选名单中不会有比“中美贸易战”更有竞争力的了。显而易见的是，这场贸易战源起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西方世界流行亚洲威胁论，从来不是一个秘密。从有“上帝之鞭”之称的匈奴王阿提拉，到成吉思汗的西征，“黄祸”成为了一代又一代欧洲人心中的恐惧。技术上看，所谓“黄祸”并不是被天然认定为来自中国的威胁。在西方人心目中，历史上的中国更多是富庶、文明的象征。所谓“黄祸”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游牧威胁”。事实上，身处东亚大陆的华夏文明，何尝又不是苦恼于这种游牧威胁呢？否则中原王朝，也不用花费2000年时间，去打造一条世界上最长的城墙了。
凭借草原和马所带来的机动优势，游牧者在工业时代以前，对欧亚大陆边缘地区所构成的威胁性是战略性和持续性的。西方人并没有办法准确区分那些亚洲马上民族之间的区别。众多源出亚洲，谙习骑射的游牧、渔猎民族，很多时候会被笼统的称为“鞑靼人”，这种认知在古老的中央之国同样存在。对于习惯于定居生活的农业民族来说，那些来自北方的马上民族无论原始属性如何，造成的威胁都是一样的。“鞑子”亦曾是长城以南民族，对北方马上民族的一种统称。
以上述认定来说，无论是欧洲人认定的“黄祸”，还是中原王朝挥之不去的北方威胁，倒是都可以用“鞑靼威胁”一词来更准确的概括了。不过在工业时代来临，游牧者的优势瞬间消融之后，同样拥有一身黄皮肤的中国人，却渐渐成为了“黄祸”的潜在形象代言人。尤其在中央之国与工业时代相接的最后一个王朝，拥有所谓“鞑靼”基因，并且拒绝与西方交流的情况下。富庶、文明的中央之国形象，开始与西方印象中的“鞑靼”形象发生重叠。
基于自身在工业革命的先发优势，100多年前的西方人，其实并不担心来自中国的入侵威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客观上认定中国所蕴含的极大潜力。这种认定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所谓拿破仑的“中国睡狮说”了。尽管经多方考证，拿破仑并没有这样比拟过中国，但的确曾在点评英中关系时，有过类似意思的表述。（如：“和中国那种拥有雄厚资源的庞大帝国进行战争，是许多年里可能犯的最大错误了。你们开始无疑会获得成功，俘获他们的船只，摧毁他们的商业。但你们会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他们会被迫想方设法反抗你们，保卫自己。）
1913年，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创作的“傅满洲”，是将潜在的“中国威胁论”具象化的典型代表。这个穿着清朝官服、留着两撇夸张八字胡的邪恶东方角色，从名字到外形，完美的将对中国潜力的不安，与“鞑靼”印象的黄祸结合在一起。然而如果说，西方人只是对中国人的形象负面化，也是不够客观的。因为在西方世界还有另一个颇为正面的形象代表人—陈查理。
陈查理是是美国小说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于1925-1932年期间，在小说中创作的一位华人警探。与傅满洲邪恶、神秘的所谓东方形象不同，陈查理是一位出身在美国夏威夷的二代华人。除了经常用“孔夫子曰”来显示他的中国背景以外（当然也包括会说粤语），这个角色所显示出来的风度，以及对法律和秩序的遵守，无不显示出西方文明对他的影响。与“傅-满州”一样，“陈-查理”这个名字同样象征着古老的中央之国经历了某种改变，只不过前者混入的是“黄祸”色彩，后者嫁接的则是鲜明的西方色彩。
管中窥豹，作为西方世界最著名的两个亚洲虚拟形象，傅满洲和陈查理这一反一正的两个人设，不仅仅代表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更是一种世界观、文明观的体现。简单点说，这种心理认定：西方文明和价值观才是光明的代表，其他文明如果选择主动融入，并加以改造的话，同样有机会步入光明。而那些曾经出现在这个星球上的其它文明、价值观，则已经沉没于黑暗之中。
被西方认定为必定被历史淘汰的，并不仅仅是那些古老文明，还有那些在工业时代出现的，被认定不符合西方价值观的“主义”。随着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及冷战终结，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在战胜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大陆帝国后，当之无愧的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正是基于这一历史背景，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于发表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认定自由民主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基于这一意识形态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则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与“自由民主”相对的，是“集权”式思维。归根结底看，西方历史上的“黄祸”思维、对纳粹思维的反思，以及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很大程度就是出于对“集体主义”的恐惧。问题在于，并不存在绝对的集权与民主（同样，集权和民主的形式也不尽相同），无论看起来多自由民主的国家，都会有集权的一面（反之亦然）。追根溯源的话，人类之所以由原始状态进入文明阶段，便在于认识到：必须通过某种组织形式，将部分个人权力交出统一管理，以形成合力促进共同进步。
所谓集权、分权/民主之争，其实争论的只是一个天平更多向哪边倾斜的问题。由于西方文明本身的多样性，其文明属性上不可避免的更倾向于通过分权来维持平衡。问题是，集权往往能够带来更高的效率及更大的攻击力。无论游牧者、苏联还是中国，让西方感受到威胁的恐惧源头，都是他们在认知上更倾向于集体主义。从西方的角度来说：既然自己的天平更倾向于分权，那么自然也不希望对手因为权力的集中，而获得额外的实力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