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诺曼征服”的话题上来。建立诺曼底公国的维京人，是在公元10世纪初登陆法国沿海地区，并沿着塞纳河上溯，持续对当时的“西法兰克王国”首都巴黎发动进攻。由于无力依靠自身的力量，消除维京人带来的威胁。诺曼人被允许在以塞纳河口为中心的法国沿海地区，建立名义隶属法王，实际保持独立的“诺曼底公国”。一个半世纪后，已经洗脱海盗污名，完成“封建化”的诺曼人，并没有淡忘他们的“海洋”属性，开始针对不列颠发起征服。
对照大家熟悉的中国历史，诺曼人之于英国的存在，表面看有些类似于结束战国七雄格局，建立第一个中央集权王朝的秦人。区别在于，秦国本身是七国之一，而诺曼人在地缘属性上，则是来自域外的法国。单从族源上看，诺曼人与先前那些入侵不列颠的维京人，甚至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都系出日耳曼民族。然而在整个“西法兰克”变成拉丁化“法兰西”的情况下，进入法国封建体系的诺曼人，很自然的也成为了一群说着法语，学习法兰西政治、文化的法国人。其对不列颠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好不容易整合到一起的英格兰，迎来的却是一位讲法语的国王。
纵观后来的欧洲历史，由于各国王室间错综复杂的血缘关系，一个国家迎来一位外国国王的情况屡见不鲜，比如今天的英国王室亦拥有德国血统。诺曼征服的不同之处在于，对英格兰政治体系的改动要大得多。除了从英格兰人手中夺得王位以外，诺曼人还从法国带来了一整套的“封建”体系。在诺曼王朝期间，99%的封建领主都为诺曼人。换句话说，“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属性的英格兰人，此时完全属于被征服者的地位，并且面临着被融合成为法语民族的尴尬境地。这并非是危言耸听，既然当年的日耳曼三部，能够反客为主的成为不殖颠的主体民族，那么政治和军事上更为强势的诺曼人，为什么就不能做到这点呢？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尽管英语中的确有大量词汇来自于法语，却并没有影响英语的独立语言地位。实际上，只要有交流的情况发生，语言交融的情况就难免会发生。即使没有诺曼征服，法语长期作为欧洲的优势语言，这种情况也会不同程度的发生。就像现在的中文中，同样会引入大量诸如：可乐、披萨一类的外来词一样。诺曼征服没有对英格兰民族的形成进程，造成根本性影响的原因在于，这些“法国人”仅仅是将这次征服当成一次政治征服，而不是民族迁徙。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角度，诺曼人都没有想过要把“盎格鲁-撒克逊人”变成和自己一样。相反，他们更愿意依托自己的法国背景，来彰显自己的统治地位，以及从大陆带来的文明优势。
总的来说，在人类迎来了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之际。我们可以认为，英格兰和法兰西之间，有所区别的国族意识已然形成。从根本上说，这有赖于英吉利海峡的存在，使得二者能够进行有效分割。相比之下，莱茵河东岸的情况就要复杂的多。一直到19世纪，德国人都还在问自己：“德意志”到底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国家。只是这条地理鸿沟的决定性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被意识到。此后英、法两国的关系，陷入了长达4个多世纪的尴尬期。之所以说尴尬，是因为自诺曼王朝起，一直到15世纪中期，统治英格兰的历代王朝都来源于法国，并且在法国拥有大量的领地。一方面，这些王朝统治者在法国，算是法兰西国王的封臣；另一方面，却因拥有英格兰国王的王冠，而拥有与法兰西王室平等的政治地位。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此时英格兰的统治者，更准确说是一个地跨英、法的“海峡王朝”的统治者。
最受困于这种尴尬关系的，无疑是法国王室。与其说是自己的封臣，是另一个国家的国王，倒不如说是另一个国家的国王，利用“封建”制度的漏洞，从自己身上挖了肉。此后，从“英格兰国王”手中，收回法国领土成为了历代法兰西国王，不懈努力的方向。一直到“英法百年”战争结束后（1337年 - 1453年间），这一愿望才算达成。这一漫长过程对法国造成的一个重大影响那就是：与后来走上君主立宪制度的英国相比，法国更倾向于收回封建领主手中的权力，走君主专制的道路。以至于在君主制行将没落之时，法国人不得不以革命的方式，彻底与过去决裂。
反之，有机会在海峡两侧做选择的英格兰国王，则面临着另一种境遇。由于在“海峡王朝”的地缘属性，英格兰的国王们，不可避免的燃起了争霸大陆的雄心。换句话说， 在“征服者威廉”及其身后的数百年间，英格兰只是被那些心系大陆统治者定位为大后方。最典型的案例，当属英格兰中世纪最著名的君主—“狮心王理查”。这位生活在12世纪下半叶的英格兰国王，一生只在英格兰呆过半年时间（甚至完全不会说英语）。他一生中最热衷的事业，并不是如何经营自己的国家，而是在十字军的事业中建功立业此后一直到15世纪中，失去了全部欧洲领土的英国，才不得不放弃争霸欧洲的想法，转而以合纵边横之法，在欧洲事务中秉持“大陆均势政策”，以避免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做大，影响到自己的利益。
同样对这种关系感到不满的还有英格兰人，以及那些完成本土化的封建领主们。不管“海峡王朝”属性的国王们，是为了抗击异教徒这样的神圣事业，还是仅仅为了满足自己争霸欧洲的欲望，英格兰客观上都必须为国王们在大陆的心买单。在诺曼征服后的第150个年头（公元1216年），英格兰的贵族们通过逼迫国王签署了“自由大宪章”的形式，将这种情绪做了一次历史性的爆发。此前他们的国王（无地王约翰），刚刚在一场针对法国的战争中落败，并且希望利用国王的权威加征税赋。
《自由大宪章》的核心内容包括：国王不能违法征税、不能干预司法审判、保护私有财产及人生自由、贵族所组成的议会可以动力用武力驱逐国王（国王如有违反的情况下）等等。一言以蔽之，这份文件的目的在于确定的君主权力的边界，将之用法律的形式限定为了“有限权力”。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对“私权”的法律保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君权代表“公权”）。正因为这层意义的存在，《自由大宪章》也因此被视为开创了“君主立宪制”（又称“有限君主制”）之先河，乃至被视为世界宪政之母。
当然，《自由大宪章》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英国有此走上了有限君主制的道路。此后，在国王与贵族之间的权力争斗，曾经出现过多次反复。一直到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英国才算真正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并且凭借这一法案所激发的社会各阶层力量，走上了一条其它欧洲国家，不太一样的海外扩张之路。
从源头上看，英格兰贵族对君权的限制，仍然源起于日耳曼文化中的“自由主义”，以及因此导致的对王权的淡漠。这也是为什么，有限君主制也好、自由主义的理念也罢，后来在整个西欧乃至西方，能够更容易的传播。回溯历史，对于我们正在解读的“英美文明”来说，如果一定要找一个起点，《自由大宪章》应该是最为合适的。因为正是这份文件，让“英美文明”开始走向另一条探索道路，并最终让英、美成为西方文明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