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从法律属性来看，英格兰甚至比长期以“日耳曼”天然继承者的德国，更有资格认定自己，是日耳曼文化的继承者。这当然与其地理上的边缘性有密切关联，作为欧洲最重要的离岸岛屿，不列颠虽然在进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从欧洲大陆吸收各种元素，但却能够因为这种地理独立性，一直保持自己的特色，并且借助在海洋时代的扩张，将之发展成为最具全球影响力的文明体系。比较而言，不断参与欧洲中心争夺的德国，则和法国一样，认定自己有机会建立一个新的“罗马帝国”（由此显露出更多的罗马化特征）。
“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英格兰和“英美文明”也不是突然崛起的。在英格兰开启自己的全球化时代之前，我们还是要回到中世纪，看看进入“七国时代”，奠定民族基础后的英格兰，又经历了些什么。到底还有哪些因素，促成了“英美文明”的产生。就英格兰民族形成这个问题来说，并非没有遇到过挑战。因为在七大王国的内部竞争接受尾声，有望建立统一王国之时，可怕的维京人来了。
公元8世纪末—11世纪中的将近300年时间段，是西欧历史上著名的“维京时代”。来自北欧的维京海盗，沿西欧海岸线一路向温暖的南方侵扰。从波罗的海一直到地中海的沿海地区，都处在“维京人”的攻击范围内。对于这种来自北方的压力，中央之国应该是很有感受的。区别在于，中原王朝所承受的压力，源自于游牧/渔猎民族的战马；而维京人依仗的，则是他们特有的“龙头战船”。
维京人当下的族群标签为“斯堪的纳维亚人”，其核心政治成员为：丹麦、挪威、瑞典三国。其中瑞典和挪威，分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东、西两侧；丹麦的核心之地则为日德兰半岛及其左近的：菲英岛、洛兰岛、西兰岛。很多时候，斯堪的纳维亚三国的形象，又会和“北欧”的地缘概念重叠。又或者说，一提到北欧，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上述三国。不过从地理和地缘政治角度来说，“北欧”板块还应该包括，受斯堪的纳维亚民族、文化辐射而生成的：芬兰、冰岛两国。
在维京时代，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政治主导，是与欧洲大陆地理关系更为紧密的“丹麦”。入侵英国的维京人，不仅对原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爱尔兰人、苏格兰人、英格兰人造成重大威胁，还在英格兰东北部建立“丹麦区”（入侵英格兰的以丹麦人为主）。公元1014—1035年期间，当时丹麦国王克努特，甚至还夺得英格兰王位，将之纳为丹麦“北海帝国”的一部分。不过，与罗马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主不列颠，对不列颠原有民族结构造成重大改变不同的是，“维京时代”除了带来更多恐怖回忆以外，却没有对英格兰已经形成的民族、文化结构，造成破坏性影响。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维京人同样属于日耳曼民族的一员，二者在种族、语言、文化上，拥有很强的共通性。前者在欧洲的原始分布地，本身就与维京人紧密相连。当年也并非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都迁入了英格兰。其中留在德国境内的以撒克逊人为主，并在中文中被译为萨克森人。在德国历史中，萨克森人素以作风顽强著称，其除了向英格兰地区迁徙以外，还向德国内地进行过迁徙。今天，我们仍然能够从德国政区中的三个以“萨克森”命名的州（包括：下萨克森州、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萨克森州），体味到这种地缘关系的存在。
现在我们清楚了，英格兰、斯堪的纳维亚三国，在民族源头上其实与德国是一样的，都源出于“日耳曼民族”。这意味着，即使有大量维京人登陆不列颠，并与“盎格鲁-撒克逊人”融合，也不至于改变英格兰的“日耳曼属性”，或者造成新的地缘分裂。事实上，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历史上，从近亲属性的日耳曼人中吸收新鲜血液，以壮大自己的核心族群，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数据表明，以最初的移民国来说，“德裔美国人”的数量，甚至已经超出了英裔和爱尔兰裔，成为了美国第一大族裔（时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亦是德裔）。
诺曼人与《自由大宪章》
在丹麦王国的势力退出英格兰后，“盎格鲁-撒克逊人”再次开启了政治统一进程。然而就在英格兰即将完成统一，迎来第一位英格兰国王时（统一背景下的），大陆的压力再次袭来。公元1066年，来自法国的“诺曼人”登陆英格兰，并且统一英格兰全境建立“诺曼王朝”（史称“诺曼征服”）。领导这次征服工作的诺曼底公爵，也因此被称之为“征服者威廉”，并被视为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英格兰国王。
很多时候，诺曼征服开启的公元1066年，会被视为维京时代的结束。不过仔细研究诺曼人的地缘背景，却会发现“诺曼人”原本就是“维京人”的一部分。所谓“诺曼”一词是法国人对维京人的称谓，原意为“北方人”。在维京时代，这些来自北欧的掠夺者，并不仅仅侵扰不列颠群岛，任何维京战船可以抵达的土地，都处于他们的攻击范围。与英格兰隔海峡相望的法国，自然没有可能幸免。此时的法国，正处在法兰克人的统治之下。
在入侵西罗马故地的日耳曼诸部中，法兰克人可以称得上是最成功的一支。他们先是在法国的土地上建国，然后在著名的“查理大帝”（又译“查理曼”）的率领下，在公元9世纪初征服了日耳曼尼亚和意大利大部。尽管法兰克人和查理大帝，试图将自己定位为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并因此加冕为罗马皇帝），但仍在遵循日耳曼习惯法的法兰克人，此时还没有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式国家的经验。遵照日耳曼人的习惯，查理大帝在离世之前，将他的帝国平均分配给了三个儿子，史称：西法兰克王国、中法兰克王国、东法兰克王国。很显然，这种看似公平的做法，只会让一个正处在发育中的帝国迅速瓦解。公元9世纪中，这三个王国正式分裂为独立国家，并最终成为了法国、意大利，以及德国的前身。
对于日耳曼人来说，虽然有罗马人管理一个庞大帝国的经验在前，但他们却还是更愿意遵循历史规律，自然进入“血统分封”阶段。这也是为什么，从公元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的整个欧洲中世纪，会被认定为是“封建时代”。讽刺的是，机械对照西方历史的部分中国史学家，却将结束中国封建时代的秦帝国，定位为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开端。事实上，如果你认真研究“封建”制度的含义的话，就会发现周王朝所经历的那800年，才是中国真正的“封建”时代。
如果一定要认为法兰克人，曾经代表日耳曼人进入过帝国时代，也只能将之定性为一世而亡的“查理曼帝国”。此后，由“东法兰克王国”升级而出的“神圣罗马帝国”同样如此（神圣罗马帝国名义存续于公元962-1806年）。以至于这个被伏尔泰称为“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的“德意志第一帝国”，内部生成有数百个互相独立的封建小国（注：“德意志第一帝国”的称号，来自视自身为“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纳粹德国的认定。二者之间的“第二帝国”，即为1871–1918年期间，由普鲁士人建立的“德意志帝国”）。
在东法兰克王国试图以“神圣罗马帝国”之名，继承罗马和查理曼留下的遗产后。语言上已经拉丁化的西法兰克王国，并没有进入这个新的政治体系，而是很快接过“法兰克”的大旗，直接以“法兰西”之名立国（标志为公元987年卡佩王朝的建立）。这种政治上的继承关系，以及地缘属性的变化，甚至可以从“法兰克”与“法兰西”两个名字的变化中看出。简单点说，“法兰西”之名实际就是“法兰克”之名的拉丁式读法（在德语中，法国仍然被称之为Frankreich，意为“法兰克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