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耳曼文化影响下的“英美文明”
当日耳曼民族属性“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大不列颠反客为主，并且开始融合出“英格兰”民族时，原本为西方文明核心区的西欧地区，同样在经历一场改天换地式的地缘变革。既然“英美文明”是脱胎于“西方文明”的次生文明，那么我们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这场变革在政治层面体现为“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内部矛盾进入了爆发期（史称“三世纪危机”）。为了更高效的平息内部矛盾，帝国在3世纪末推出了“四帝共治”的政治制度，并逐渐形成东、西分治的局面。从地理层面来看，这种做法有其必然性，毕竟作为一个“地中海帝国”，单一的政治中心很难兼顾到帝国的每个角落。不过，这种内部分而治之的做法，也仅仅让罗马维持到了公元5世纪。公元410年，在最后一名罗马军人离开不列颠，回到欧洲大陆两年后，日耳曼人中的“西哥特人”，由巴尔干半岛方向攻入意大利半岛和罗马城，并随后在伊比利亚半岛建立“西哥特王国”。
公元476年，罗马军队中的日耳曼雇佣军发动叛乱，夺取意大利全境。在历史学家看来，这一事件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终结。随后，日耳曼人中的东哥特人、法兰克人、伦巴第人等部族，相继入侵西罗马故地，并纷纷建立日耳曼人属性的国家。欧洲从此由罗马文明时代进入了“中世纪”时代，一直到15、16世纪相交之际，在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以及宗教改革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被视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才宣传结束。
准确说，黑暗的中世纪所指向的是“西欧中世纪”。历史学家们曾长期认为，中世纪的西欧，在文明进程上是停滞甚至倒退的。被后世称为“拜占庭帝国”的东罗马，在文明层面则一直保持着延续性。并且在保留罗马文明特点的情况下，融入了部分东方文明色彩。在人类历史中，文化落后的“蛮族”，入侵文明先进地区并取得成功的案例不胜枚举。不同之处在于，大多数所谓蛮族很快会安于以统治者的身份，享受先进文明及生产力所带来的成果。比如中国历史上，北方马上民族入主中原，几乎无一避免的遵循了这一规律。
日耳曼人对西罗马的入侵却并没有导致这样的结果，而是选择了在罗马的废墟上，以自己的方式和价值观为主导建立国家。以至于当西欧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希望摆脱中世纪的黑暗形象进行文明升级时，需要回过头去以“文艺复兴”之名，从希腊、罗马文明留下的文化、艺术遗产中吸取养分。只是不管日耳曼人，多么为自己的原始传统而感到骄傲，罗马的遗产还是对中世纪的西欧，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比如罗马帝国的成功，使得“罗马皇帝”的桂冠成为了一笔无法舍弃的政治遗产。从以法国为核心的“法兰克帝国”，到以德国为核心的“神圣罗马帝国”，无不将加冕成为罗马皇帝，视为取得最高权力的象征。
更加深远的地缘影响则体现在语言的影响上。今天，德国、奥地利、荷兰，以及北欧等罗马帝国未能征服的日耳曼人地区，在民族语言上属于“日耳曼语族”；而原本属于罗马核心区的地区，虽然在政治文化上日耳曼化，但在语言上表现为拉丁化。以至于：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被归类为“拉丁语族”（又称“罗曼语族”）。至于曾经被罗马征服，后来又被主动放弃的英格兰地区，则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成功，在语言进入了“日耳曼语族”的阵营。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分化进一步加深了英国与法国的隔阂。时至今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出访中国发表演讲时依然会喊出“在接下来的30到40年时间里，让法语成为世界第一语言”的豪言壮语。与法语的拉丁语背景不无联系。最起码法国人会认为，比之原本处在文明边缘的德国和英国，他们语言才是真正优美和有历史的，也更有资格成为世界第一语言。
然而必须正视的是，即便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人如此推崇古希腊、罗马文明，但漫长的中世纪还是让“西方文明”，深深的烙上了日耳曼印记。准确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西方文明”，核心是由：日耳曼文化、希腊/罗马文明，以及基督教文化三者共同作用而成的。那么，日耳曼人的征服，为西方文明注入的究竟是哪些特征呢？不同的视角，可以总结出很多特点来。不过追根溯源的看，这些特点的源头都指向一点，那就是“自由主义”，再具体点说，则是“个体意识高于集体意识”。这与世界大多数文明所体现出来的“集体意识高于个体意识”是截然不同的。
人类由原始公社进入文明阶段的一大特征，则是通过某种意义形态的指导，以及相应的组织形式，将部分个人权力交出统一管理，以形成合力促进共同进步。从这点来说，人类社会的进步，源动力来自于认识到集体协作的必要性。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根本作用，便在于弥合集体内部的个体差异。然而这并不代表“个体意识”的不重要。相反，个体意识所带来的“多样性”，能够为人类带来更多的选择。如果片面的抹杀个体意识去强调集体意识，或者说没有一套正确的机制，遴选出最优的方案，那么由此带来的后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
与成熟的罗马文明相比，尚处在原始公社阶段的日耳曼人，要显得自由散漫的多。由于选择了野蛮生长，而不是融入罗马文明，日耳曼原生文化中的这种散漫性或者说自由性，贯穿了整个中世纪。在这里，我们先不探讨社会价值观的天平，更倾向于“个人”还是“集体”，更有利于民族和社会的进步，而是先来看看日耳曼文化对西方文明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这其中最为显性的一个表现，应该是“习惯法”的延续。
一般来说，人类进入文明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那就是拥有了系统、成文的法典。如刻在石头上的，古巴比伦人 “汉漠拉比法典”；刻在铜柱上的古罗马“十二铜表法”等等。以此来说，日耳曼人在入主罗马故地之后，也应该很快拥有自己的成文法典。不过摧毁西罗马的日耳曼人，却拒绝这样做。在他们所统治的土地上，采用的是“属人原则”，日耳曼人依旧遵循自己的习惯法，罗马人则被允许按照罗马法典行事。一旦一个日耳曼人与罗马人发生纠纷，那么采用日耳曼人的习惯来判定是非。
虽然最初的日耳曼人，拒绝采取罗马人的方式约束自己，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西欧大陆还是在罗马成文法的基础上，还是发展出了自己的成文法体系。其中代表性的，就是以法、德为核心的 “大陆法系”；与之相对的，则是以日耳曼习惯法为基础，用传统、判例和习惯为判案依据的“英美法系”。无论从形式和内容上看，法律都是社会价值观的最重要体现之一。“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之间的这种本质性区别，也使得我们在技术上，更容易将“英美文明”从“西方文明”中提炼出来单独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