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乔人”并非纯粹的原住民血统。与南美大多数这样的族群一样，他们在父系基因中融入了不少欧洲成份，并在语言和宗教上西班牙化（但在文化上还保留有鲜明的原住民特点）。在南美独立战争中，习惯以马背为生的高乔人，曾经作为骑兵主力，加入对抗西班牙殖民当局的战斗中，其坚毅、勇敢的特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上述地缘属性来看，“高乔人”与哥萨克颇有些相似之处。这些特质和经历，使得今天的阿根廷和乌拉圭这两个建立在草原上的国家中，都存在以“高乔人”精神为荣的文化基因。一如很多俄国人、美国人，会以哥萨克、牛仔精神自豪一般。
回到巴拉圭人的话题上来。在巴拉圭战争部分，我们已经知道所谓“巴拉圭人”，更准确说应该是“巴拉圭-瓜拉尼人”。其血液和文化里，融合了大量土生瓜拉尼人的基因，并以这种属性为荣。西班牙人将经营重心转移回下游地区，以及圣保罗旗队在巴拉那森林中延续上百年的猎奴行为，共同助推了“巴拉圭-瓜拉尼人”的形成。当巴拉圭地区，在地缘政治层面被殖民当局边缘化后，受命于天主教廷的耶稣会，承担起了这一地区的地缘渗透任务。
无论你认为这个理由是高尚还是虚伪，向异教徒传教都是大航海时代的一项重要内容。与其它宗教相比，有罗马教廷这个最高权力机构的天主教，在组织结构和执行力上，显得要更为严密、有力。早在十字军时代，作为教廷前线代理人的骑士团们，就已经在血与火中，向世人验证过天主教的扩张力了。而在大航海时代，教廷同样需要类似的团体在陌生的土地上传播天主教教义。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耶稣会”。
尽管从最终使命上看，大航海时代的传教团体，与十字军时代的骑士团是一致的。甚至前者在组织理论上同样讲究集权与服从，组织形式上亦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但二者在具体的手段上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在十字军时代，信仰传播更多是以战争这种简单粗暴的行为来推进的。简单点说，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推进方式。政治和战场上的胜利，最终将转化为信徒的增长。西班牙在取得“收复失地运动”的胜利后，强制境内穆斯林改变信仰或迁移出境，就是这种“自上而下”式进行信仰改造的典型案例。
本质上说，地中海如此尖锐的宗教之争，并导致骑士团这种“武装僧侣”组织出现，源起于两大宗教系出同源的“一神教”属性（既然都只承认一神，那么必然要排他）。然而在大航海时代，呈现在天主教徒们眼前的“异教徒”们，在宗教信仰上却大多属于多神教或者原始信仰。技术上看，后者并非不可以接受，在自己的信仰体系中再加入一位神灵的操作。就像中国人最熟悉有宗教背景小说《西游记》所描述的那样，滋生于本土的道家天庭，与定位于佛家的“西天”之地，完全可以和平共处。
由于不存在明确的敌人，并且存在和平渗透的机会，类似骑士团这种军事色彩明显的“硬”传教组织，在大航海时代并不适用。通过教育、医疗、商业等行为，全方位影响目标群体，并使之最终接受天主教义的“软”传教方式，成为了这一历史时期传教工作的主要手段。基于这种战略性手段，内心拥有坚定信念的耶稣会的教士们，除了不再需要在表面遵守那些清规戒律，在服饰和生活习惯上主动融入目标群体以外，甚至还可能会淡化自己的宗教色彩，更避免被人认为带有政治目的。回顾在曾经出现在中国历史中的：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知名耶稣会教士，都能看到这些特点。
抛开耶稣会的终极目标不说，这种不以意识形态为先的软传教方式，的确对世界文明的交流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封闭保守的中央之国，在大航海时代能够吸收一些来自西方的知识、技术，很大程度亦是通过这些教士。虽然由于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文明积淀，天主教和耶稣会在中国的终极目标并没有实现，但在其它本土意识形态薄弱的区域，这种软传教方式还是收到了很大效果的。在耶稣会的传教事业中，巴拉圭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成功案例。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教士们的努力，才最终促成了巴拉圭民族、国家的形成。
圣保罗旗队与耶稣会碰撞（下）
作为西方世界的主流信仰，基督教在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大分裂，每次分裂又都有着很深的地缘政治背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因为认知差异出现新的教义、教派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过，并不是每次宗教创新，都会造成革命性影响，只有能够与当时的政治需求相契合的宗教改革，才有可能造成结构性影响（甚至才能被称之为“改革”）。以基督教第一次分裂的情况来说，11世纪中叶的欧洲，在地缘政治上已然稳定分裂为了东、西罗马两部分。以拜占庭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在王权和教权的关系上采取了东方模式，即王权在神权之上的“政教合一”专制模式。帝国皇帝同时也拥有最高宗教领袖的身份。至于以罗马为中心，被日耳曼人分裂的西罗马地区，则很难走这样的模式。天主教与世俗政权之间的关系，呈现为“政教分离”的状态，以充当日耳曼诸国间的意识形态粘合剂，共同面对伊斯兰世界及拜占庭帝国的竞争。
然而罗马教廷和它布设的分支机构并非生活在空气中，在实际运行中难免会出现无法平衡与世俗政权关系的问题。换句话说，总会有国家在与教廷的合作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当然，这种情况也可以反过来说。因为教廷能够从部分国家获得更大的利益，而需要投桃报李。在大航海时代初期，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因为能够帮助教廷在海外扩张宗教版图，成为了天主教最大的恩主。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则是在16世纪初，试图摆脱天主教祭祀阶层控制的基督教“新教”教派，与不愿意看到伊比利亚双雄独占宗教影响力的地缘政治板块展开合作，并最终成功脱离罗马教廷的控制，成为了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
耶稣会一类的教团成立，很大程度就是为了对抗新教的崛起。双方的战场不仅在欧洲本土，也在大航海时代所延伸的每一片土地（耶稣会初创于1534年，并在1540年得到教皇认可正式组建）。16世纪70年代，耶稣会开始进入巴拉圭地区传教。当西班牙人将经营重心回归至下游地区时，耶稣会的教士们仍然坚守在最能接触到土著群体巴拉圭，并在巴拉那森林中兴建了数十处能够吸纳瓜拉那人的传教村。圣保罗旗队猎奴行动，从另一个角度“帮助”了耶稣会教士们的传教行动。为了自由，大量操图皮语的瓜拉那人逃往耶稣会的传教村以寻求庇护。在耶稣会和部落酋长的合力组织下，这些传教村不仅在经济上独立、政治上自治，更组建了自己的民兵武装。
耶稣会不追求改变土著居民原有社会结构的“和平演变”方式，为拉美地区的天主教化铺平了道路。虽然作为了一个受命于教廷，与世俗政权并无隶属关系的教团，耶稣会本质上并不具备国家属性，但这并不妨碍其与相关国家互相借力，整个发展过程中又以与西班牙的合作最为顺畅。可以说，脱胎于前西班牙殖民地的国家，今天几乎都成为了天主教国家，与耶稣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种结果，又得益于西班牙控制了美洲人口最多的区域。包括西班牙在亚洲的殖民地—菲律宾，亦是伊斯兰教传播链的末端。如此众多信奉多神教或原始宗教的人口，让天主教教士们有了广阔的传教空间。